最后，做到“无为而治”，从管理者的行为来说，要做好民众的表率。《道德经》第3章是直接论述“无为而治”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意思是：对那些听话的人不特意给予高官厚禄的奖励，民众就不会争权夺利了。不看重难得的珍宝，民众就不会去抢劫偷盗了。不看到好东西就贪得无厌，民心就不会乱了。所以，圣人之治，应是使民众经常保持平常心态，让他们衣食无忧，削弱他们争强好胜的志向，使他们身强力壮。常使民众返朴守淳，不生妄想，使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样，对国家社会的管理就不需要特别的举措，天下也能治理得很好。）反过来说，社会上为什么人人争权夺利，盗抢成风，人心不稳？根本原因是管理者厚此薄彼，贪得无厌，不顾民众的死活。如果是这样，不论制定出多少严厉的惩罚措施，社会的混乱也是不可避免的。
四、“无为而治”思想的合理内核
成书于2500年前的《道德经》，其所提出的“无为而治”的社会管理主张，不可能作充分的论述。就论及的内容而言，也难免带有许多时代的局限性。然而，《道德经》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一块瑰宝，在于其博大精深的智慧具有无穷的生命力。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目的，是为了挖掘其中的合理内核，让其中的智慧之光在现实中继续生辉。
国家社会管理“无为而治”的思想，其合理内核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国家社会管理的根本是培育社会的自管理能力。《道德经》并不否认国家社会需要管理，其中多次提到“圣人之治”，就是讨论如何管理国家社会的问题。老子看到，好的管理，主要地并不是由管理者向被管理者发号施令，而是“民”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也就是能自我管理。那么，社会能不能自我管理呢？按老子的观点，社会在本质上就应是自我管理的，也就是“常自然”的。自然不接受任何外部的指令而形成秩序井然的世界，社会的产生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既然如此，在社会产生之初，与自然最为接近，那时的社会，基本上就是无为而治的。《道德经》第80章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一章，常为人们所诟病，认为老子主张复古，让社会回到原始状态。其实，这样理解是对《道德经》的误读。从《道德经》着重主张无为而治来看，老子的意思是，社会的原始状态，是无为而治的典范。这一章中说的“不相往来”，也不能解释为没有联系，而是指没有纠纷争斗。比《道德经》成书稍晚的《商君书•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女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这里直接说到原始状态的社会是“刑政不用而治”的。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也是说社会的原始状态是“无为而治”的。联系老子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来理解，老子的意思是，大国治理得好，就要如同“小国寡民”时那样无为而治。
老子提出社会管理“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这样的状态存在于最原始的社会中，社会未来的发展，到最高阶段，应是向原始状态的回复，只是经过否定之否定后的回复。《道德经》第65章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这一章常被引用为老子主张愚民政策。这也是对《道德经》的误读。在这一章中，老子说的“愚”，是自然质朴的意思。他说的治国者的“智”，是用尽心机玩弄权术的意思。他说“以智治国”和“不以智治国”两种模式，这里“不以智治国”就是“无为而治”。这种状态在古时存在，现在离那种状态越来越远了。只有往无为而治的方向努力，才能“大顺”。老子看到：“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第59章）治理国家应是像“小国寡民”时那样简单，那样治理，人民生活得很好，这就是积德。只有那样去治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在这里，老子是将社会最原始状态（“莫知其极”）时代的“无为而治”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来看待的。
现代人视老子所在的时代为“古代”，而老子在世时，视他以前的时代为“古代”。老子将自然作为“道”的法则（“道法自然”），“古代”总是比“现代”更“自然”。因此，他非常重视向“古代”人学习，才说出“古之善为道者”的话。他更强调，“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第14章）他将用古人的智慧考察当今的事体，纠正当今存在的问题，作为按道行事的法则。我们今天的社会与古代社会相比，已经现代化到不可同日而语了。然而，社会越是现代化，似乎毛病越多，越难管理。学学老子，“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许不失为一剂良方。
二是社会管理必须限制管理者的权力。《道德经》强调“无为而治”，并不是无的放矢空发议论，而是当时的统治者滥用权力，祸害百姓。《道德经》揭露当时的社会现实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第75章）这里说的“上之有为”，用现在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当官的滥用权力，胡作非为。这是造成许多社会祸害的根源。面对这样的现实怎么办呢？《道德经》说：“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第32章）这里的意思是说，本来管理者和民众都能质朴自然是最好的，但后来有了官职（“始制有名”），既然有了官职，那就必须限制他们的权力（“知止”），限制了他们的权力，才可以避免危险（不殆）。
限制管理者的权力，本来是“无为而治”的题中应有之义。管理者权力范围越小，无为而治的范围也就越大。反之，社会能够无为而治的范围越大，需要管理者“有为”去治理的范围也就越小。在这个问题上，《道德经》给我们的警示在于，这不仅是管理范围大小的问题，更是“难治”与“善治”的问题。就是说，越是不限制管理者的权力，国家社会就越难管理。现代的社会管理理论中，“善治”理论是最新的管理理论。“善治”这一译名，大概就是来自《道德经》。而“善治”理论的要点，就是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力，充分发挥社会自我管理的功能。这里足可见《道德经》中包含的管理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是无形的管理比有形的管理更重要的思想。这里说的“有形”管理指管理机构、条例、章法、奖惩措施等等。“无形”管理则主要是指管理者的榜样、示范效应、社会文化环境及管理心理状态等等。“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老子的名言。正因为如此，为了完善社会管理，管理者更应重视无形管理的效用。如果只是重视有形的管理，不仅达不到国家社会管理的目的，很可能是越理越乱。老子说：“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第29章)大意是：据我所知，想要依靠自己的作为将天下治理好这样的事情是没有的。治理天下这样的事情非常神奇，不是靠管理者的本事就可以做到的。如果以为只有靠自己的管理才能治理好天下，最终结果肯定是失败，即便一时取得成果最后还是会失去。）管理者要想治理好天下，必须注意发挥无形管理的效用，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要做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怵怵，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第49章）意思是说，管理者不应有自己固定的成见，要按照百姓的观点和意见去处理问题。百姓的意见，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认真地对待。管理天下要处处小心谨慎，将自己的想法和百姓的想法一致起来。百姓注视着管理者的一举一动，管理者做到纯朴不巧诈，像父母爱护自己的孩子那样爱护百姓，成为百姓的楷模，“无为而治”也就可以实现了。可见，管理者的“德善”、“德信”是实现“无为而治”的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1〕中国哲学教研室，北京大学哲学系编.中国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肖NB174父著.吹沙集［C］.成都：巴蜀书社，1999.
〔4〕孙以楷主编.道家与中国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