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小说的兴趣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带来一种全新的社会描述——物化主题及其现实表现。生产力的飞跃同时带来巨大的物质增长，于是对物的占有欲和追逐以及这种欲望和追逐本身所固有的对人自身完整性的挑战、破坏及考验，变成了相当部分城市长篇小说的叙事动力。96、97年出现的有关作品，如邱华栋的《城市战车》，王刚的《在男人的背上舞蹈》，林哲的《晚安，北京》，何顿的《喜马拉雅山》，文夕的《罂粟花》，矫健的《红印花》都是比较优秀的作品。邱华栋的《城市战车》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城市战车》在喧嚣、沸腾的欲望之都的背景下，为我们描绘了一批世纪末时代感极强的人物形象，他们大多是精神文化富有而物质相对匮乏的拉斯蒂涅一样“用青春赌明天”的青年。然而，他们很快发现，既创建了辉煌的文明又培植了丑恶和腐朽的现代大都市对他们要么是熟视无睹、不屑一顾，要么是表现出一种虚伪的矫情。他们根本不可能真正的进入城市生活，但他们又不甘心命运的任意捉弄，于是就有了《城市战车》中主人公们对欲望化都市的迷乱性的反抗。何顿的《喜马拉雅山》在他之前的疯狂的欲望叙事之后突然固执的强化主人公罗定对精神的迷恋，似乎是在暗示某种精神深度的存在。小说中有一个相当精彩的细节，罗定在一次醉酒之后终于和丑元元发生了肉体的结合。在高亢热烈的欢乐场景中，罗定突然被一种精神的力量唤醒，“我看到我在这个空气污浊的平庸得不能再平庸的时代里，变成一个没有信仰和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人”。这一种自省的力量迫使他必须与做爱的对方达到共同的精神高度，直到双方都认同这样一种境界——到世界的屋脊喜马拉雅山去看一看——通过喜马拉雅山来象征人性的终极向往，他们才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进入了高潮。这实在是一个绝妙的构想，喜马拉雅山蕴含的精神魅力是那么令人神往，罗定葬身于喜马拉雅山雪崩，这与其说是罗定现实的悲剧，不如说是罗定精神的超升。罗定终于抵达了他灵魂的归宿，他与他心向往之的精神境界合二为一，他以肉体的消失赢得了诗意的栖居。何顿的幻想是美好的，然而在他的小说无处不在的欲望化叙事的背景上，喜马拉雅山的出现无论如何让人怀疑，罗定注定是虚构中的人物。现实中的人们早已丢失回到灵魂的道路，甚至仰望的资格，这一点何顿也应该清楚。也许《喜马拉雅山》只是他精神发展过程中和创作道路上的一个自我安慰。而稍有不同的是王刚笔下的贝宁，《晚安，北京》中的百灵，《罂粟花》中的霜儿则是凭借女性的独特优势——“在男人背上舞蹈”来谋求生存和予以无可奈何的抗争，最终在不知所终的欲望的舞蹈中，连她们自己也不清楚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其实何止是外省人，即便是《拒绝浪漫》(杨东明)和《找不着北》(赵强、郭桐文)中土生土长的城里人，在世纪末极端物欲化的都市文明的挣扎中，也付出了“异化”的沉重代价。《拒绝浪漫》中的儒商楚枫，《找不着北》中的两位昔日京城名记者，因此也沦变为由现代都市文明所培育出的“恶之花”。要言之，此类题材的长篇小说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都市文明的愤激和否定，而是在社会转型、时代转变、经济转轨、文化转折的大背景、大思路下去凝视并剖析“都市”，进而表现作者们的一种精神追问和文化省视的态度。但大多因为创作者生活积累的苍白和精神资源的匮乏，往往使主体性的光照无法穿越事件和物象联手垒筑的高墙，文本简单的成为表象的堆积和欲望的舞蹈，而心灵就只能被放逐到作品的边界之外，或不幸被作品所埋葬了。此类小说虽然有广阔的书写背景，但要达到成熟可能还要假以时日。
    在96、97两年还有比较让人感到温暖的描写城市生活的长篇小说，他们看重的是城市中市井市民的世态生活。主人公虽陷于物质和文化素养的双重贫困，但却基本上都是安守本份、知足常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描红般的对日常生活的描绘中让人们似乎在静静地感受着清新的“城市民谣”，少却了很多迷乱的欲望横流，虽不真实却充满诗意。此类代表作品有范小青《城市民谣》、刘庆《风过白榆》、苏童《菩萨蛮》、鲁彦周《双凤楼》等。比如《城市民谣》描述的是—个具有古典情韵的江南小城，小说的主人公钱梅子也是一个随处可见的“小市民”妇女。作品一开头便写到她的“下岗”待业，而她在“下岗”后没有大悲，只是惘然若失，直到最后在初恋的情人支撑下办起钱氏饭店后已无大喜，仿佛本来就是如此。小说涉及到当今社会的下岗、炒股、经商等热门现象，然而作者在娓娓的叙说中有意无意地将读者带回到悠悠“历史”。于是一切都稀释化解在对“历史”的话语讲述中，“历史”在小说文本中营构出一种文化氛围，一种人文情调。下岗待业也好，经商炒股也罢，都在这种氛围和情调中失去了可感性，而变得无所谓。唯独那负载着“历史”含义的古老长街、向家府宅、默默流淌的悠悠小河作为有灵性的诗意存在，给这首“城市民谣”增添了韵致和风味。从审美感情上，这些城市小说更能给人以亲切和温馨感。但因为创作源远流长，因此人们见惯不惊。
    历史母题在长篇小说中的屡次出现也是90年代文坛比较突出的现象。96、97年以历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也为数不少，二月河的《乾隆皇帝》、霍达的《补天裂》、刘斯奋的《鸡鸣风雨》等长篇小说都曾引起较大反响。另外，叶文玲的《秋瑾》、唐敏的《红瘦》等也是比较优秀的历史小说。小说家们似乎已经习惯借历史发言，在历史的深沉反思中达到对当下的一种参照。霍达的《补天裂》通过京师爱国举人易君恕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香港的坎坷人生经历，正面展现了“香港租界”那一页惨痛历史的前前后后，真实地描绘了1898至1900年风云变幻的动荡社会以及新安县爱国志士联合十万民众奋起抗英保土斗争而惨遭血腥镇压的悲壮义举，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抵御外强，宁死不屈的慷慨悲歌，读后使人不禁气血翻涌。二月河的《乾隆皇帝》则继承此前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的路数，艺术手法更显老道与成熟，把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与对人物的艺术点化，对情节的合理结构，对故事的精心编织穿插融合，使之浑然一体。二月河极其善于发挥小说的叙事功能，讲究对情节、场面、画面及至细节的精雕细刻，注重对人物神韵的传达。它的历史小说真正达到了赏心悦目的境界，趋合了大众的审美趣味，在与历史人物共呼吸中达到一种想象性的满足，这也是二月河的绝大部分历史小说都搬上荧屏并深受欢迎的原因所在。
    “新历史主义小说”在96、97年也出现了长篇小说的尝试，叶兆言《1937年的爱情》和李冯《孔子》即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这些作品似乎不再对历史保持谦卑，作家轻而易举地进入历史，从容展开想象，“历史”充当的不过是一种缺乏“所指”意义的书写格式，表意工具和策略格式，他们不过是划着“历史”这根火柴去点燃自己的烟卷，即从“现实”逃向“历史”，以精致的故事和大胆的想象去表达一个人生命题或文化哲学思考。叶兆言在写作《1937年的爱情》之前，原想把它写成一部古都南京的1937年的编年史，然而全书结束时却变得面目全非。历史一点点被消解，最终写成了一个感伤的爱情故事，虽然历史的印痕依稀可辨，亦即那时期南京的情状描写。丁问渔、任雨缓、余克润这些卷在感情漩涡中的角色却处在历史漩涡的边缘，“历史”始终处于他们的意识之外，读者绝无可能从中找到历史的关照点。这部小说中的历史叙述与个人叙述的本身在各自的背景下也正执行着消解的职能，前者在消解“正史”的神话，后者则消解着“爱情”的神话。叶兆言对“历史的规律”，“历史的逻辑”这一类的概念压根儿就表示怀疑，于是，在他试图完成一部编年史的过程中，一种艺术的直觉，把它对历史的感应、理解、困惑以某种他始料未及的方式渗透到他的写作中，并且在他的“言情”之际也顽强地体现出来。这也许代表了当代很多小说家对历史的态度。李冯的历史小说坚持着既有现实主义方向又有后现代主义的意味。这些历史故事文本和人物主要依靠对原有故事文本和人物的反悖而生成。反悖是违反现实逻辑和故事文本自身逻辑的叙述手法。由于李冯小说反悖形式的故事结局彻底的出乎人们的阅读预料，他们在探求现实方向时就有一种令人惊异的效果。长篇小说《孔子》事实上是中国古代最为权威的经典文本《论语》的重写，提示了一种对中国古代文化资源的创造性“发现”及对汉语文学的思考与另辟蹊径。《孔子》的被述对象是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的段落，在李冯笔下，这场著名的旅行，在中途便失落了其寻找乐士、以实践“仁政”的政治理想的目的，沦落为一次狼狈不堪的流浪，一场遥无归期的流亡。文本始终弥散的是无处不在的痛切感与迷惘，是一份现代人——“先验的无家可归者”的艰难的身份体认，而原初的历史意味在李冯机智、调侃的语言中早已灰飞烟灭。
    在军旅小说的创作方面，1996年邓一光的《我的太阳》是近年来少有的一个突破，与以往军事题材不同的是，《我的太阳》是从“人”的视角去描写和表现战争和人，更侧重于情感和人性的表现，撇开战争本身的详细描写而去刻画战争中的人。《我的太阳》以师长关山林和乌云的爱情婚姻作为全书的描写引线，浓墨重彩地述说了一个职业军人从一个叱咤风云的战神到和平年代英雄本色经受种种悲剧性折磨的全部经历。战争时期的关山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硬汉英雄，然而到了和平时期，他愈来愈感到一种沉重的悲壮，他想拒绝悲剧，然而他的命运始终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我的太阳”最终也只能是显出残阳如血般的苍凉，让我们看到了英雄末路时的悲怆与无奈。然而末路仍然不失英雄的本色，所以作品营造出一种醇厚的美学氛围。在这个缺乏英雄、丧失诗意的年代，《我的太阳》是人们心灵上的一次震撼和诗意的净化，所以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我的太阳》的出现引起了评论界及读者对军事文学的重视，96、97年的军旅长篇小说的创作也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峰。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六部军旅小说《兵谣》、《兵家常事》、《美丽人生》、《等待》、《沙盘》、《西北望》，描写的主要是和平年代的军营故事，作家们似乎都十分看中可读性与思想性的相辅相成，使其作品不仅好看而且耐读。而《遍地葵花》、《风卷旗》、《准备离机》、《无帆的海船》则展示了陆、海、空三军多姿多彩的军队生活及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活画卷，以新视角、多方位、多侧面提示出世纪之交当代年轻的职业军人丰富的内心追求与人生渴望，刻画他们青春的骚动与困惑，昂扬奋进的姿态和风采。
    中国的文学历来都有表现家族主题的传统，这也许根源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说到底是一个家族社会。96、97年的家族小说主要是通过某一家族史的展示表现历史的变迁与人世的沧桑，其中赵德发《缱绻与决绝》，周大新《消失的场景》，刘醒龙《爱到永远》，革非《清水幻象》都是值得一读的作品。被评论界普遍看好的是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这部小说从20年代沂蒙山区的天牛庙首富宁学祥的长女绣绣在出嫁时遭土匪绑票索要赎金写起，一直写到当今的改革开放年代。小说以宁、封两家三代人求生存、谋发展的艰难历程为线索，以土地的变迁为历史文化背景，写出了由“家族”生发出的乡野男女的爱与愁，从土地引发的山村民众的情与恨，描述了世代农民在社会变革中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与欢欣。而家族命运作为民族命运的投影，涉及并辐射到中国社会的婚姻形式、夫妻关系、父权观念、家族势力、血缘意识、祖先崇拜、家族谋仇、政治问题等方方面面。《缱绻与决绝》因为叙事的宏阔与壮大而显得沉实和厚重。蒋韵的长篇小说《栎树的囚徒》则是“家族小说”序列中独特的尝试。它用一种诗情的史诗性的方式解构史诗，而解构的对象则是意念上的玄思，让人在一种恍兮惚兮的情绪中感受到历史的存在。文本的探索性和艺术性是其它写实成分较重的家族小说所不及的。和通常设想的宗族、谱系小说的写作不同，从苏童“我的枫杨树故乡”、王安忆《纪实与虚构》到蒋韵的《栎树的囚徒》，其书写方式与其说是追溯、记述，不如说更像是一种虚构、一次钩玄，某种试图在变形的记忆、流言、传说、历史的断篇残简中缝合、连缀起关于家族、血缘的记忆与神话的绝望努力。在《栎树的囚徒》中，家族、血缘是一种悲剧式的宿命，是恩怨情仇的舞台与女人的囚牢；她同时是被血肉迷糊的撕裂开来的母体，是孤独飘零的个人在人世间唯一的确认；是来处与归所、是根和源。如果它曾是个人的囚牢，那么它同样是庇护的天顶，尤其是在历史的暴力曾改写并抹平一切之后，尤其是在孤独无助的个人独自面对着现代世界斑斓而扁平的风景之时。因此这个散失的家族记忆与神话的搜寻者天菊，只能认可了历史和命运的宣判，为自己选择了“天边和流放”。和类似的作品不同，蒋韵的小说是一个浮现在女性视野中的家族故事，而且是一个陡兴骤落的家族中的女人的故事。尽管这些女人是如此的眩目和迥异，但她们同样无法左右和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他们更像是男性历史中的插曲和纹饰。一个没有“历史”的女性的历史故事，或许便是《栎树的囚徒》的另一处张力所在。另外，蒋韵的语言华美而凝重，富有空灵、疏朗、含蓄、纤丽的韵致，有着某种几经漂洗后的纯净，在一贯的巴洛克式的语言中又融入了中国古典小说叙述语言的审美质地，成为蒋韵这部小说的恰当的物质承载体。
    大众化的通俗长篇小说在96、97年的出版数量是相当可观的，甚至占整个长篇小说创作数量四成以上。然而，能给人留下深刻影响的却少之又少，大都成为速成的快食面，吃完便扔，所以更谈不上精品的诞生。分析通俗小说的主要缺点，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制作观念强而创作观念差，写作的时尚性目的强而创作的永恒性价值差，功利化谋求强而审美化追求差，读本意识强而文本意识差，悦目性强而赏心性差等等。不过，在众多泡沫般消失的通俗长篇小说之中，还是有若干亮色让我们看到了大众通俗小说发展以至成熟的一丝希望。其中“布老虎”便是一个不错的品牌，’96、’97两年“布老虎”丛书又推出了芳青的《东方迪姆虎》、《猎鲨2号》，张抗抗的《情爱画廊》等，特别是张抗抗的《情爱画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田雁宁和谭力创作的一系列通俗长篇也成为普通市民的阅读热点，例如田雁宁的《情真如切》、《情空灿烂》、《女人是水做的》、《公馆私情》，谭力的《情断枫桥》等。张抗抗的《情爱画廊》是其创作中一次比较大的转向。在这之前，她一直进行的都是纯文学的创作，并且进行了各方面的尝试，艺术手法也日渐成熟。《情爱画廊》则明显地融入了很多商业性的因素，基本具备了畅销书的条件，人物无一不为爱情发烧发疯，个个都以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方式为爱情奋斗，从而演绎出一幕幕惊心动魄而又不失艺术真实的传奇。《情爱画廊》的努力显然是可贵的，虽然书中不乏败笔以及结构本身的不严谨。而曾以“雪米莉”为笔名创作了风行一时的以描写黑社会为主的畅销书的作家田雁宁近年又转换了创作招式，源源不断地推出俗雅兼顾的言情小说。田的小说大多具有通俗小说的底色和模式化的构思立意，几乎都是一个现代言情故事安置在某个名门望族中展开叙述。但倘若将其小说做个案分析，仍可发现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比如作品中的人物的刻画具有一定的深度感而非平面化的处理，对情爱的描写也摒弃通俗小说谋求奇趣异态追求雅趣境界。而令人感觉最深的是，田氏的言情小说往往会在故事的关节点和转折处营造出浓郁的富于古典情韵的氛围，使人刮目相看。因此，从文学创作的生态平衡学的意义上来观察，通俗小说只要尊重艺术与市场双重调节的规律法则，在向高雅文学的借鉴中寻求自己的最佳表现方式，使它走向良性发展与高雅文学平分秋色，共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当我们对96、97年长篇小说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后，用繁荣、丰富这样的字眼去形容，我想是不为过的，虽然数量上的巨大突破并不能真正说明长篇小说的成熟，但其中有相当部分的优秀之作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然而，在我们保持谨慎的乐观的同时，仍然有许多的问题需要正视和予以解决。从长篇小说的创作本身来说，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平庸之作泛滥成灾，扛鼎之作少之又少。即便96、97年的长篇小说创作虽然较之以前有了空前的数量上的繁荣并在艺术层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距离具有永久流传价值这个目标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这不仅是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同时也是时代、民族的需要。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