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创作情况
    1996年的中篇小说是90年代小说流向的延续和发展，可喜的是，它不仅继承了其健康向上的因素，而且对以往小说流向中的不良因素进行了有意识的反拨，从而显示出现实主义加强和文化品格深化的两大流向。
    现实主义的加强
    1996年文坛引入注意的一道风景，是一些作家关注为改革作出牺牲并承担着艰难的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的作品引起轰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何申、谈歌、关仁山。谈歌的《大厂》〔1〕触及了国有企业在改革中的艰难处境。这个厂的困难也很简单，就是缺钱。投产新项目没钱，治病没钱，救命没钱，连工资也快发不出来了。由于机制、政策上存在的问题，想干事的人处处被掣肘，干坏事的却畅行无阻。关仁山的《九月还乡》〔2〕则把目光投向改革后的农村，即如实地反映了当今农村青年摆脱贫穷的迫切愿望，同时不无忧虑地写出了他们素质上的欠缺在他们致富路上造成的曲折、带来的失误。如果对这批作品的艺术性不做过分挑剔的话，可以说它们的出现对纠正小说创作中脱离现实的倾向、个人化倾向、非道德主义倾向具有极深远的意义。
    在近几年关于人文主义精神的讨论的基础上，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进一步唤醒了作家的良知。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世界变化得很快，但是对于文学来说，有些主题却是难以根本改变的，那就是对现实社会的关怀，对底层人民命运的关怀，对正义和良知的呼喊，对丑恶与腐败的切齿痛恨。”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学创作氛围的影响下，一些作家因其深厚的文学功力和认识水平写出了具有相当深度的作品。他们在描写现实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追求时，把那种几近形而上的理性追问化为一种形而下的具像描写，从而散发出强烈的人文精神，使传统的现实主义在深度上得到了加强。李佩甫的《学习微笑》〔3〕讲述了一个普通女工在改革中的艰难处境。资不抵债的食品厂图谋与港商合资，为接待港商，女工刘小水等被选中学习礼仪。学习微笑的过程逐步展现了其困窘的家境与礼仪要求之间的强烈反差，小水及其父母、公公等普通工人自尊、自强、自立的品质也益发令人起敬。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4〕体现了作家对农民的贴心关怀。一把冬茶一把雪。然而为了拉关系巴结上级领导，县、镇领导却严令要求各村采集冬茶。谢志斌的《扶贫》〔5〕通过中央机关单位派人到贫困地区定点挂靠，以外来人的眼光，发现了扶贫中的问题：用乡村的贫穷争取来的救济款成了发展县、乡畸形繁荣的资金；三个扶贫人员虽有为人民服务的满腔热情，却无法触动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及其根深蒂固的运行规律。张继的《黄坡秋景》〔6〕中的黄坡镇党委书记黄大发的经历同样发人深思。他谋求一己私利时唯领导之命是听，个人愿望破灭时却能一心为群众办事；真抓实干换来的是电视曝光，胡吹瞎侃却引来了现场会。基层干部的品性、作为与其社会评价之间的悖论关系，揭示了体制中存在的某些痼疾。
    观察表现现实生活的可能性空前丰富，使现实主义在广度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加强。这一点在都市小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都市集中了多种多样差异极大的生存空间、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而作家们关注的目光几乎遍及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小说的表现领域由此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柳建伟的《都市里的生产队》〔7〕在被包围在都市中间的五亩多耕地上，展示了一种极为独特的生存方式，塑造了张东升这个极为独特的人物形象。他当过警察，坐过冤狱，又凭借都市里的生产队的队长的身份当上了市政协委员。然而，身份的改变并不能同时改变他的农民意识，他最后终因报复私仇、私设公堂而二次入狱。孙春平的《放飞的希望》〔8〕从办校经费短缺，校方用校庆聚集昔日学生以图收敛资金的线索入手，把职业不同、身价相异、穷达不等的数千毕业生联系在一起，也把社会转型期关于思想的、道德的以及价值观、人生观等方面的复杂冲突，聚焦到生活的前台来。一边是开怀畅饮，一边是卖唱助兴。小说把那些平民身份的校友与显赫的“贵族”校友之间的隔膜揭示得惊心动魄。
    文化品格的深化
    小说的文化品格的深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文化反思，即对曾经以社会政治观点审视过的生活，重新以文化的观点再审视一遍。陈世旭的《镇长之死》〔9〕可作为代表。当陈世旭以社会政治观点审视生活时，镇长只是其成名作《小镇上的将军》中的一个凭借政治风浪为虎作伥的“小爬虫”；而当他以文化观点审视生活时，这一人物的全部复杂性就展现在人们的文学视野之中了。除了他的可卑、可恨与可笑，他也还存在着善良和智慧。
    文化视角的切入是小说文化品格深化的又一表现。作家对过去习惯以社会历史观点思考的生活改为用文化观点来思考。如邓一光的《大妈》〔10〕写一位老红军妻子一生的命运。她结婚三天丈夫出征，此后她独力支撑家庭，在反革命的血雨腥风中照顾、保护公婆。支撑她的精神的主要是传统文化的浸润。作家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从而表现出中国女性命运中丰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内涵及其深邃的悲剧意义。尤凤伟的《生存》〔11〕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抗战时期的传奇故事，把两个俘虏的生死命运放到十分极端的物质条件下和极其深厚的文化心理背景中加以表现。一个鬼子、一个汉奸，被寄存在右沟村。村中缺粮，老人孩子相继饿死。此时却要拿出粮食保证俘虏活命。当可以处决他们时，却又因文化心理禁忌无人肯承担执行枪手的任务。传奇故事背后处处是对人性、生命、良知等一系列新命题的形而上思考，文化意蕴厚实自然。阙迪伟的《第一案》〔12〕写的是一场民事纠纷。代课教师为保自己的教职与校长纠缠不清，直至举刀恫吓，因而受到处罚。由此引发状告乡政府并胜诉的一案。小说并不从社会政治角度去判断谁是谁非，而是用主要笔墨渲染参与纠纷的各种人的行为逻辑和心理依据，从而揭示出在缺乏法制观念的文化土壤上，法律的实施也常常会引出闹剧。
    小说中的文化关怀是对人生、人情、人性的关怀，是一种精神的关怀、文化的关怀，也是小说创作的文化品格深化的又一表现。李贯通的《天缺一角》〔13〕从保护文物看各种人的心态，描述的是一尊汉画像石在“金钱至上”的观念的侵袭下沉浮不定的命运，追问的却是心缺一角如何补缀的问题。刘恒的《天知地知》〔14〕叙述了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农民传奇性的一生。李来昆从一出生就屡遭磨难，然而他却凭着自己的天分和毅力为改变自己的命运顽强的抗争了一生。与刘恒以往作品不同的是，他对人物的关注并未止于物质和本能的需求上，而是直指人物的精神需求。同样，毕淑敏的《源头朗》〔15〕叙述的也不仅仅是希望工程中一个贫困的山区男孩得到了一个城市女孩和她的家庭赞助的动人故事，而是进一步思考了这对他今后的精神生活和心理成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迟子建的一系列作品都表现了对人生状态的关怀，其中《日落碗窑》〔16〕表现贫穷生活中的温情很见功力。脾气执拗的孩子关小明一心要他的大狗冰溜儿学会杂技，孤独的爷爷坚信自己能为孙子烧出一窑金灿灿的泥碗，爱看小人书的父亲和虽有腿疾、但心地善良的母亲，照顾着失意穷苦的乡村教师及其弱智的妻子。生活中虽有许多残缺和不尽人意，却又洋溢着无处不在的温情。
    1997年创作情况
    一般说来，任何冲击所引起的轰动之后都会有一个相对平静、沉闷的时期随之而来。现实主义冲击波之后的1997年中篇小说创作就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对于小说创作来说，冲击产生激情，平静则促进思考。激情充盈之时，注意力往往投向社会热点问题；平静思考之际，关注点则常常转向生命价值的探求。因此，生活态度与人生境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就成为1997年中篇小说关注的焦点。
    人生境界的多样化历来是文学关注的对象。诸如多种多样的人生境界的现象本身，不同人生境界形成的根源，不同人生境界之间的冲突等等，都是文学、特别是小说感兴趣的话题。如果说文化规定着同一文化范畴内的人群大致相同的价值取向的话，那么，同一文化范畴内，不同的人生境界首先是生存物质条件不同的产物，而在相同或相近的物质条件下，不同的生活态度决定了人对生存方式、生活目标、生命价值的选择，从而也造成了人生境界多彩多姿的奇妙景观。
    当我们横向观察人生境界时，它们彼此间的巨大差异不能不令人惊叹。
    有的人放弃了一己私利，把为社会、民族甚至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他的人生境界自然而然地便具有了高尚、圣洁的光彩。阎连科的《年月日》〔17〕中，一个耄耋老人，带着一条瞎狗，在岁月被烤成灰烬、日子被烧成火炭的千古干旱之年，历尽艰险磨难护卫一株玉蜀黍，就是死也要葬在玉蜀黍旁边，为其增添最后的肥料，让玉蜀黍活下去，给人们留下生活和生存的种子。其情其景不能不令人由感动而生敬仰。与这个古老的、寓言式的故事相对照，李国文在《垃圾的故事》〔18〕里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充满现实感的现代故事。丁丁这个智商很高、能力很强、在当前社会生活中能够左右逢源的青年人，为了研究、解决垃圾这一当代社会公害问题，放弃了待遇优厚的工作和素质优秀的女友。他那并非迂腐的执著，同样让人佩服。与以上两篇小说在社会物质生活领域展开人生境界不同，麦加的《陈华南笔记本》〔19〕纯粹在精神领域展示了一种奇特的人生境界。破译事业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摩另一位天才的“心”的事业，而破译天才陈华南在孤独与勤奋中所创造的辉煌，陈华南笔记本所显示的精神世界的深邃与神秘，足以引发人深深的敬畏，以至主人公悲剧性的命运都显得无足轻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