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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许只是一个粗略的称呼，我要讨论的对象是朱苏进、麦家、晓航的创作，在他们的小说形态及创作形态中，可以提取出些许共同的因素——而这，正是决定智性写作卓然不群的机要所在。
　　首先，智性写作聚焦的往往是特殊人群，他们从事的职业、社会身份对普通读者来说往往显得陌生，借麦家一部小说的篇名来讲，这是一群“蒙面人”。而共同点在于，无论是桀骜不驯的军人、神秘的密码破译人员、或者性情古怪的科研工作者，他们都有着远远超乎常人的禀赋，也就是说，小说描绘的是一群天才。由天才出任主人公，智性写作要探讨的，其实是人类的天赋、思维、精神能力及智慧形态。这里面有着纷繁复杂的难解之谜：比如说，怪异的才华与痴迷的偏执（麦家小说中“为密码而生，为密码而死”的破译者）构成何种关系？比如，智慧与人性的恶之花是否骈体联生般的纠缠着（朱苏进笔下的孟中天们）？再看下面这段描绘：“他们一方面将自己无限地拉长了，拉得细长细长，游丝一般，呈透明之状，经不起磕碰。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的智力范围越是局限，那么他在某一方面的智力就越容易接近无限，或者说，他们的深度正是由于牺牲了广度而获得的。”这是麦家在《解密》中对一种人类智慧的尖端形态的描绘。
　　用文学来测量、演绎人类智慧的形态实为难事，所以智性写作往往借助科学知识来搭建舞台或充当道具（朱苏进《接近于无线透明》中的李觉用四色定理、三角函数等自然科学知识来对“我”进行启蒙；麦家在小说中编织进了最基本的解码原理，而《解密》的开篇也安排了不少数学演算来铺垫主人公的天赋；晓航《师兄的透镜》以探索宇宙形成初期的第一缕星光作为情节线索），而这些作家与一般作家迥然有别的人生经历与经验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足够的积累与支撑：麦家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晓航有过从事科研的经历，朱苏进喜欢在小说与散文中滔滔不绝地谈论天文地理，显然对此熟稔于心。在惯常的理解中，文学与科学素来绝缘，前者是感性、想象的，后者是理性、实证的。我们倒不妨借鉴20世纪初鲁迅的《科学史教篇》，该文旨在纠正、打破当时国人对西方科学的肤浅了解与盲目崇拜，也就是说，与其羡慕西方表面上的科学繁荣，不如探究科学发达的“本根”、“本柢”，这就是科学探索中科学者的精神，亦即科学者的“心”，其中最重要的是“心”的“神思”之功，在鲁迅看来，“神思”就是人类超越物质需要的精神渴求以及由此展开的精神活动，也就是一切高级形态的精神文化创造的始基①。以此来观照，智性写作中布置的自然科学背景，正是为了抵达人类的“意力”、“理想”与“神思”。以《绝望中诞生》作例，小说以三分之一的篇幅甚至直接罗列图表来讨论孟中天关于地球形态成型的奥秘，涉及天文学、地质学、矿物学、物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结构。孟中天在孤身独处的八年间，在被监禁的空间内，以飞扬的神思完成了“孟氏猜想”，“对整个地球的理解，也是我在对自身命运绝望时获得的”，经过他的描述，地球已然变成一个拥有强大意志的生命体，在远古浩渺的时间尽头，经历了绝望中诞生的痛苦过程，以巨大而神奇的力量终于形成今日的地貌……地球的诞生与孟中天的精神再生就这般融为一体，他仿佛身当那个神秘而伟大的时刻，化作了滚烫的岩浆抚摸那隆起、凹陷的地表，化作了炽热的硅铝物质以弧状波形态进行塑性流动，感同身受着不同趋向的力造成的挤压、断裂……飞扬的神思与让人目眩神迷的科学猜想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照亮了小说的叙述；而通过小说叙述，我们也不由得感叹人类精神活动的伟岸。
　　其次，智性写作的小说图景往往抛却日常的生存状态，这似乎根植于这样一种理念：旷世稀有的智慧与人性的本真，只有在绝境中才能被激活、爆发；只有被逼上悬崖了才能作凌空飞翔。由此，在情节安排上他们往往有固定的设置，甚至显得偏执，非得把主人公抛入困境、绝境、极境当中。不妨来看两段创作谈，分别来自麦家与晓航：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１97１0英尺的高山，山巅终年积雪。其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之庙殿的意思。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去干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有人解释说，这只豹子是所有挑战人类极限之人的象征。而极限是什么？是无知，是无底，是无谜底的谜……挑战极限，无异于破译密码……②
　　我越是在现实中沉浸，就越是反对那种庸俗的现实主义。它使鸡毛蒜皮无限扩大化，并以微笑的面容扼杀了文学应有的想象力。在我的观念中，文学的任务应该是这样：它必须创造一个迥别于庸常经验的崭新的世界，并努力探索形而上层面的解决之道。③
　　
　　在智性写作者看来，文学关注的是那些挑战极限的人与事，由此“创造一个迥别于庸常经验的崭新的世界”。
　　麦家《让蒙面人说话》的主人公陈二湖供职于国家安全机关，是一名功勋卓著的破译人员。当他65岁退休以后，一系列怪异的事件发生了：他开始郁郁寡欢，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一夜之间学会了围棋，“最好的棋手，只要和陈一对上阵，他那点原本高出的优势，很快就会被陈追逼、压倒，然后就是超过，远远超过”；而这种“见棋就长”的棋艺又在一夜间神秘消失；接着他的精神出了问题，“周围的事物在跟他捉迷藏似的”……直到他重新回到破译密码的工作岗位，一切才恢复正常，“就像鱼又回到了水里”。原来，破译是一门尖端的事业，是世界上最高级的心灵厮杀与搏斗；破译又是一种阴暗而孤独的科学，充满了对人性的扭曲与扼杀，因为常态的人容易为密码表面所蒙蔽，只有逸出常规的思想才能摸到解码的门径，更何况数十年如一日的处于这种疯狂的状态。陈二湖就好比多年潜藏在大野林莽中的人，根本不适合日常生活了。也就是说，只有在孤绝的生活与心灵状态中智慧之光才能绚丽夺目，只有在精神爆炸的刹那间才能演绎出生命死亡与再生的诗意……
　　朱苏进《接近于无限透明》中的“我”在压抑得让人窒息的医院中，恰恰得到了心智最大程度的启蒙；小说更着力讴歌李觉身上一任真情而不矫饰不做作的天真。只有当精神被判定为失常、分裂的时候，才能充分呈现、享受生命的自然、透明，而当他恢复正常了，则不得不是委琐、衰朽的。这是通过对精神的挤压来淬炼“接近无线透明”的理想人格。《绝望中诞生》就更典型了，因为孤傲，孟中天无法容身于现实环境而身陷绝境，但正是在穷途末路般的寂寞与孤绝中，生命力与创造力得到了惊人迸发。“绝望”是实实在在的生存困境，“诞生”是征服绝望后的满足、陶醉，类似于心理学家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高原体验”。说到朱苏进对极限题材与非常规体验的钟情，这里可以提供一个饶有意味的比较：
　　
　　他（指少年朱苏进——笔者注）住进了传染病区那个与世隔绝的特殊的小环境里，脱离了天真活泼浪漫、充满欢声笑语的少年生活，周围尽是病人老人，加上几个医生护士。病房后面就是太平间，心惊肉跳地看着裹着白布的一具具尸体被推进去，恐惧地窥视着里面到处是破碎的尸体。这种恐惧的心理一直折磨着他……（言聪：《绝望中诞生——访作家朱苏进》）④
　　
　　我喜欢一个人呆在太平间里，那用水泥砌成的床非常凉快。在我记忆中的太平间总是一尘不染，四周是很高的树木，里面有一扇气窗永远打开着，在夏天时，外面的树枝和树叶会从那里伸进来。（余华：《最初的岁月》）⑤
　　
　　以上这两位作家在童年时代都有过类似的体验，我们不妨称之为“太平间体验”，但是体验到的内容却大相径庭，而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领悟、体会，在一个作家日后的创作中会留下深刻的印痕。朱苏进后来对恐惧的控制与克服，并非是通过遗忘，而是将得之于恐惧的非常体验推到极致，由此，反作用力也能被推到极致，他将笔下心爱的人物一次次地置放到绝境中，勘查绝境体验中迸放出的非比寻常的力量。而少年余华却将太平间当作了避暑佳地，在兴许根本不理解生死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他无意间、不自觉地习得了一种平和安谧的态度。余华同样写过奇崛的小说，但是以《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代表他开始了转型，“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⑥；活着“就是忍耐：面对所有逆境苦难，包括最残酷的”——在此，活着，意味着以最简单最平凡的方式（而不是选择“喊叫”或“进攻”这种超常的方式）去面对最残酷的生死大痛，这种将非常境遇当作自然常态来安然承受的理解，兴许冥冥之中与他幼年时的“太平间体验”有着神秘的联系吧。
　第三，由上所述，智性写作的题材范围与聚焦点往往是单一的，作家在狭小的空间内闪转腾挪，心无旁骛，这造就了智性写作的鲜明风格，然而这何尝不是一种挑战？《风声》中的地下工作者在重重锁链中将情报由“密室”送出，完成这样的故事需要抽丝剥茧般的叙事能力，但麦家挑的就是这样一条狭路，且走得稳稳当当，在他笔下，一个个神秘莫测的“蒙面人”从数字符号的迷宫中款款走出，血肉充盈地站立在我们面前。可以说，作家与他笔下心爱的主人公们共享着那种困境、绝境、极境，他同样选择了逼仄的空间，通过对压抑、阻碍与挑战的克服，来提炼精神掘进的力量。朱苏进说：“一个人必须进入某种程度的非人状态，才能将自己像子弹那样打出去，在创造的空间中飞行。”⑦不管是对小说情节的安排，还是对自身创作状态的把握，他们都希望从孤绝的空间中“像子弹那样”突击出来，由此迸射的力与美，让人迷醉。这是是智性写作的文学抱负。
　　总结一下，智性写作通过设置极限情境来观察人类的智慧形态与精神潜能，这是一种高难度的写作，充分考较着作家的心智与叙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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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苏进笔下的人物——李觉、南琥珀、孟中天等等，无不具有出类拔萃的智慧。其次，这又是一批孤独者，作家早已坦言“喜欢那种铁蒺藜似的孤独的美”，无怪他笔下的人物以孤独为乐，享受孤独，孟中天一语道破其中的秘密：“对孤独的渴望，乃是精神升华。”孤独成了“精神升华”与智慧迸发的养料，所以“越是出色，便越是寂寞”。这些精英还必须有含蓄于心的隐痛，甚至陶醉于其中，甚至依靠这一隐痛的“发酵”来成就人生的辉煌。这同样根源于朱苏进将隐痛视为“智者的必然属性”的独特认识：“隐痛不是生命力量的萎缩而是凝聚，它直接表现为一个人的内在质量。”⑧在《接近于无限透明》中，“我们”凭借隐痛“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开”，由此，“我们”和“别人”在精神价值与“内在质量”上构成泾渭分明的等级序列，拥有隐痛的“我们”在面对没有隐痛的“别人”时，充溢着巨大的优越性，后者在前者眼中，只是“挂在某个正数后头的一连串的零”、甚至是“人式的猴子、或者猴子式的人”。更为复杂的是，在这拨智者的智慧形态中往往潜藏着恶的因子，他们恃才傲物不顾忌伤害周围人的自尊，才华横溢又性格乖戾，创造力旺盛同时欲望不知餍足……《接近于无限透明》中的李言之每每使出“精致的精神暴力”讹诈他人，《绝望中诞生》中的孟中天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从政生涯都劣迹斑斑。上文讨论过，绝望中迸发智慧的孟中天，与地球有着物我交融般的认同感，但是在“孟氏猜想”中，尽管地球已经被描述为拥有强大意志的生命体，但是驱使其形态形成的原动力来自Ｘ天体，地球形成被Ｘ天体所驱动，正隐喻着超凡脱俗的智慧宿命般地受制于散发着恶之花的原欲。由此，小说末了孟中天突然放弃地学研究而重返权力场，兴许也不是那么难以索解的。这里，朱苏进似乎又在昭示那个我们熟知却往往并不正视的“古老的话题”：智慧与人性的极致通过恶的途径来展示，而人类历史的进步往往来自原欲与恶的因子的释放。
　　朱苏进在根本上就相信超凡的智慧、人性的美质就是与恶骈体联生难以分解（恰如孟中天自述“我不是正常意义上的好人”）：
　　
　　善与恶，美与丑，你说互为母子，我说共为母子；你说它们是两个东西，我说它们是一个东西；你说：我们都是对的；我说：听人讲真理只有一个哇，你怎敢将它劈为两瓣。⑨
　　
　　朱苏进创作的“优美”与“危险”也是这般难以“劈为两瓣”——在散文中他告诉读者：“最危险的东西往往最优美，最优美的东西也往往最危险。优美与危险，互相暗藏着对方，如同一柄剑的双刃。”⑩——也就是说，如果出于道德准则的考量而否定他笔下的精英人物，那么那种壁立千仞的孤绝之美也将丧失殆尽。我们只能提出一些疑问以待商榷。比如，朱苏进这样来理解天才、智者、精英与弱者、庸者、碌碌世人之间的关系：
　　
　　 碌碌世人在天才眼里，已经有物种意义上的距离。世人如果还是人也只是个数量，浩瀚人海在天才眼里，近乎山川草木，只是他身处的自然生态环境而已。
　　天才对于凡人的关怀不超出对于自然生态的关怀，天才对于凡人的爱也不超出对于一只鸟、一片云、一朵蓓蕾的爱。{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