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1984年。在长达20年的时间当中，知识分子一直是改造的对象，除了制造导弹、原子弹的理工科专家之外，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被排斥在工人阶级之外。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列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成为“臭老九”。所以1984年我与二十几位知名知识分子同时入党，影响非常大，新华社还发了消息。
经济观察报：但你一直是被“左派”人士攻击的对象，甚至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张贤亮：我怎么会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之一？就是因为1986年我就说，要给资本主义平反。
经济观察报：那是在什么场合谈到的？
张贤亮：那是给温元凯的一封信。1986年他邀请我到杭州参加一个关于改革开放的座谈会。我没有去成，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说，自1949年以后资本主义被批判得体无完肤，认为它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是人类社会悲惨命运的历史。可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必经的一个阶段，而且人类社会只有经过了资本社会才创造了如此巨大、丰富的财富。而且资本主义强调了个性，要求自由、平等、博爱，这是具有普适性价值的。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它为人类创造了非常大的一笔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这些是我们必须继承的。后来，这封信以《社会改革与文学繁荣——与温元凯书》的题目发表在《文艺报》上，惹了大祸。
经济观察报：正赶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张贤亮：把我当作了“自由化思潮”的代表。当时小道消息到处跑，你知道，在中国小道消息有时候比官方消息更可怕。有一则小道消息说，中央已经拟订了一个名单，还有20多人“待处理”，我就在其中。那时开各种会议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作为宁夏的文艺团体负责人不得不参加这些会议，每天灰头土脑地听各种“帮助”。为了帮助我和发表我文章的《文艺报》解围，中国作协负责人请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出面讲了几句话，大意是说，张贤亮是个写小说的，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够，谈社会改革的理论问题有错误、表达不准确，是可以理解的。不久，猛烈的批评就刹车了。我当时不知情，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结论就偃旗息鼓了。
经济观察报：到今天仍有人说你有“爱资病”，爱资本主义之病。
张贤亮：我一直是在风口浪尖上。
经济观察报：虽然不断受批判，但是你一直没有倒过。
张贤亮：一直没有倒过，我连续25年当全国政协委员。有人把我看作是一个风向标。我一直不倒的原因，就是我一直牢牢地把握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经济观察报：你选择的是更现实的路径。
张贤亮：我们必须和健康的力量同行。这不是策略的考虑，而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中国只能是这样的改良主义。不断地改良，不断地完善，中国再也经不起暴力的折腾了。
经济观察报：但是近年来，因为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民粹思潮在社会上有所抬头。
张贤亮：我们的问题不在于贫富差距。任何时候都有贫富差距。也不在于贫富悬殊，而在于各个阶层当中是不是有流动性。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是能够把被统治阶级——也就是弱势群体——当中的优秀人物不断提升到上层人物的，而在上层的人物，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它也可以落到底层去。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通道？
张贤亮：缺乏这样的一个流通通道，中国彩票为什么会这么火爆？因为中国穷人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买彩票，撞大运。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社会分层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而且表现得十分鲜明和突出。我们怎样在各阶层之间建立一种完全开放的机制，并能在制度上保证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进入领导集团，并能把无德、无能、无耻的官员及时罢免、撤换，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
经济观察报：靠什么建设这样一个通道？
张贤亮：民主。我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我会不惜生命保卫我自己的利益。但要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必须有两个根本的保证，一个就是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开放的收益，一个就是我们的制度不断完善。所以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是放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任务，也是一个挑战。当然，我们还要重新收拾被摧残的传统文化，吸纳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建构适合于我们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全社会营造符合时代潮流的人文精神，这同样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