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郝庆军对鲁迅晚年杂文诗学机制的探讨，是从叙事话语与修辞策略两个层面展开论述的。鲁迅在《申报·自由谈》发表的杂文较以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篇幅短小，字数少则三五百，多也不盈千，鲁迅也称其为“短评”；二是内容上由先前的文明批评多转向社会批评和时事批评，并注的重点大都是当下的实际问题，话题重心由谈古转向论今，由思想层面的论难转向国家民族兴亡的关注；三是文字的风格和叙述方式也随之有了调整和改变。有鉴于此，郝庆军先生就鲁迅的“短评”展开叙事学层面的论析。这类“短评”在叙事方式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摘引报章，然后稍加分析疏解，使笔下批评的现象自行暴露原形，彰明于天下。如果说摘引那些报刊文章是一种“原叙事”，那么鲁迅对这些叙事话语的重新排序、组合、分析、注疏、引申、发挥等便成为一种“再叙事”， 于是这类杂文便形成了一种“叙事——再叙事”双层结构。从叙事结构看，它可分为“平行叙事”、“逆向叙事”以及“批评的剖析”。“平行叙事”中的“平行”，其实就是一种对举关系。“平行叙事”就是两条叙事线索次第展开，互相映衬，互相说明，意义自然凸显。而“逆向叙事”则是反其道而行，南辕北辙，你东我西，正话反说，大唱其对台戏。“逆向叙事”实质上是一种冷嘲，或者反讽，只不过这种冷嘲与反讽是以叙事话语的形成出现，在对现有的话语秩序施以颠倒中达到讽喻的效果。“批评的剖析”是作者借诺斯罗普·弗莱的《批评剖析》一书的学术术语。他说：“批评是一种叙事，对批评的剖析便是一种再叙事，这两种批评话语的对话、碰撞、甚至交锋的方式为鲁迅提供了一种新的场域和视野，使他的杂文更切近地进入现实的思考，快速做出有力的分析判断，及时回应变动的社会思潮，进而把自己的新思想与新观点回馈到社会大众之中，参与到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与现生产中来。”从这个意义看，鲁迅在杂文中的“批评的剖析”不仅是一种叙事话语分析，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分析。

在鲁迅晚年的杂文创作中，修辞从来就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它与鲁迅的思想和激情一起构成鲁迅杂文的完整风貌。郝庆军先生认为：“修辞策略既是形式的东西，也内蕴了作者的眼光、视野、美学趣味和思维模式，它规定了作者观察问题的角度，理解生活的深度，表情达意的力度和思想发展的向度。”从这个层面而言，修辞策略在鲁迅杂文的诗学机制中也是占有重要的位置。郝庆军先生在鲁迅晚年杂文研究中首先关注的修辞策略是“戏仿”与“隐喻”。“戏仿”就其基本内涵来说，是指在新的语境中，模仿另一种语境中的话语，从而产生讽刺、嘲弄的效果。当然在诗学领域里，“戏仿”并不仅仅指称嘲讽性的模仿这一表层含义，它还指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深层对话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文禁森严的情况下，鲁迅能够通过“戏仿”，让人在文字的间隙中发现语言与现实、话语与社会之间的裂痕，让人重新审视现实，重新认识历史的真相和人性的复杂。至于鲁迅杂文创作中的“隐喻”运用，也有其独特的“法门”，就是他能够把不同时空中的人和事用同一个概念或意象聚集在一起，使之发生对比、互视，产生一种深层的对话关系。如鲁迅的《出卖灵魂的秘诀》，把胡适向日本侵略者献策谓“征服中国人心”，称之为“出卖灵魂的秘诀”，这个隐喻戳穿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甘愿为奴，散布失败主义言论，甚至为侵略者扮演“帝国军师”的险恶机心。可见，修辞对鲁迅而言，从来就是纯粹的技巧问题，也不只是表达方式的问题，更多情况下，乃是一个突破话语禁忌，揭开语言迷障，进入话语中心地带的路径问题。

从修辞学层面，郝庆军还对鲁迅晚年杂文绘声绘色地刻画上海社会中特有的“动作”入手，深入挖掘这些“动作”背后隐含的殖民文化，“动作”执行者的思想灵魂，“动作”本身折射出扭曲人格。鲁迅描绘这些“动作”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殖民者、统治者的“动作”，是施加给殖民地人民的行为，如“推”、“踢”、“抄靶子”等；第二类是上海市民的“动作”，是殖民地扭曲社会、扭曲心理的反映，如“爬”、“撞”、“揩油”、“吃白相饭”等；三类是上海某些所谓读书人的“动作”，如“捐班”、“登龙”、“帮闲”、“吃教”等。郝庆军把鲁迅刻画这些典型“动作”上升到修辞学层面来看待，并称之为“动作修辞学”，这是很有创意的一种见解，其目的在于透过修辞学层面，“探究鲁迅在30年代上海如何通过观察上海人特有的行为方式和活动方式，来剖析上海社会，进行文化批判的”。30年代的中国，言论极不自由，鲁迅运用曲笔方式，描写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动作、行为，在对动作的实施者和动作的接受者之间矛盾关系的揭示中，展现一个社会阶层奴役、欺凌、剥夺、压迫另一个社会阶层的社会现实，揭开权势怎样形成，怎样被再生产，又是怎样施展，成为一个普遍的压抑关系，让人清楚地看到上海社会存在的那些矛盾和它们之间的严重冲突。如此一来，鲁迅拾取上海社会特有的、典型的“动作”，加以详加观察、研究、描绘、叙述，“既能驱逐了主流意识形态设置的语言封锁，绕过政府当局强行设置的言论限制，又为他在禁忌和开放的思想地带之间拓展出一片较为自由的言论空间，为其介入主流话语，展开社会批判提供了有力的语言支撑和美学能量”。因此，郝庆军先生关于“动作修辞学”研究，打开鲁迅杂文诗学的内在机制，揭示鲁迅杂文为何能够产生不同寻常的批判力量和思想锋芒。正如他说：“鲁迅在杂文中使用的‘动作修辞学’，固然有鲁迅个人艺术修养和思想境界的高度结合的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现实和思想方式在文化领域、美学领域的反映。”

最后，这本书还有一种他人少有的特点，就是郝庆军以自己的赤诚之心与研究对象，燃烧在一起，熔化在一块。郝庆军在《后记》中很动情地说：“我是农民的后代，我来自社会底层，我的经历要求我的研究必须融入我对生活的思考，我很难做四平八稳的文章。”正因为作者是农民的后代，来自社会的底层，所以他很自然地走进鲁迅晚年的杂文世界，并且意识到重估鲁迅晚年杂文价值的一条有效途径就是“重返政治领域”，而在论析的过程中，他紧紧抓住鲁迅的两个基本立场：一是苦难的中国立场，二是底层民众的立场。在此基础上，鲁迅动用其渊博的知识，去考掘支撑权势的知识岩层，给人看那知识崩断的一面，暴露其丑陋狰狞的面影，撕开权势与知识的隐秘的关联。如此一来，郝庆军独具匠心地解读和激赏鲁迅晚年杂文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独特观察视点、那种独特的言说方式，以及对现实和现象的那种超越力量。他说：“鲁迅杂文给人开启了一扇观察社会的窗口，给人展示了人们共同感受却无从表达的社会压制机制；鲁迅杂文穿越司空见惯的生活表象，开掘出隐而不彰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权力关系和压迫结构，让人在深入认识现实社会的同时产生深度共鸣，因而打动人、感染人。”这意味着新时期以来学术界流行的那些所谓的“文学性”或“审美性”标准，都不适合拿来衡量鲁迅的杂文价值。鲁迅通过他的杂文创造出另一种美学，这种美学风貌犹如郝庆军所说的：“它是伫立风沙里的大建筑，和飞翔在石窟岩角边的苍鹰带给人的那种壮美，是血沃战场与敌人博杀的战士，和奔突于大林莽中求生存的虎豹所表现出的悲剧美。”是的，这种连同自己也投入燃烧的火焰中的酷烈而伟美的感觉，何止只俘获一个郝庆军，其实也会打动每一位生活在当今有正义感的中国读者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