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随着鲁迅研究的发展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人们愈益认识了鲁迅90年前在《文化偏至论》中所提出的“立人”思想的重大意义。1997年11月，中国萧军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了“鲁迅‘立人’思想学术讨论会”，以期对鲁迅思想的意义、价值进行“再认识”，与鲁迅的心灵作一次新的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会后，《鲁迅研究月刊》与《方法》杂志1997年前4期上同时刊载了与会者的发言，较为重要的有：
    钱理群的《绝对不能让步》认为：“这些年人们热衷于谈论‘弘扬民族文化’，却只局限于古代文化传统，甚至限于儒家一家，偏偏忽略、无视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已经形成的现代民族文化传统；而在论及现代文化传统时，又有意无意地淡化鲁迅的传统，甚至把他视为‘断裂民族文化传统’的‘罪人’：在我看来，这都是可悲的隔膜。本世纪思想文化上的最重大的收获，就是终于产生了鲁迅这样的民族的与世界的文化巨人；现在连承认他的思想文化遗产的价值(更不用说继承与发展)都成了问题(?!)，那就真的无话可说了。但仍然要说，而且是鲁迅的基本思想，他的元思想，出发点与归宿。这就是鲁迅的‘立人’思想。这是他在写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一文中首次提出的，距离今天正好90年。——我们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才认识到它的意义与价值的。从各个角度深入研究鲁迅‘立人思想体系’，是一个具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需要集中一批力量，进行长期的认真研究。”最后指出：“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个人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是可能发生矛盾的，这需要彼此的协调，以至一定程度的妥协；但在终极价值层面上，在现代化的目标上‘个体精神自由’是绝对不能让步的。这是‘作人’还是‘为奴’的最后一条线。守不住这条线，就永远走不出‘奴隶的时代’，这本是本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王得后的《立人：革新生存的根本观念》认为：“鲁迅‘立人’的思想，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根本不同于孔夫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但因为那是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实在是‘时代’不同了；实在是孔夫子不过为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20世纪，人类开始觉醒已经三四百年。人类终于洞察自己是人物，自己也依循生物进化的历程由动物进化而来，不是上帝创造的也已经半个世纪。这些都是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不知道的。尤其因此鲁迅坚信‘生命第一’，‘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思想，断然拒绝孔夫子以降为了治民众而建构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鲁迅的‘立人’思想，一面在发扬人的心智，做到‘人各有己’；一面在改变中国传统文化规范的，不允许改变的人的生存的根本观念，而建立新的根本观念。”最后指出：“人的生存，依托于物质条件；人怎样生存，却决定于生存的根本观念。‘立人’成为一种独立的思想，鲁迅是一棵独立的大树，大概就是这样吧?”
    高远东的《立“人”于东亚》认为：“东亚旧称‘东洋’，依旧韩的语义，乃指与‘西洋’相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地域；但依中国语义，东西洋之‘洋’，不仅为空间地域概念，而且是与现代进程有关的价值概念，所以国人指称‘东洋’仅为日本一国而已。”“虽然东亚作为一个文化圈已遭受现代国际关系的分割，但其文化特性仍带有某种统一性，尤其是问题的统一性。表面上看，‘私于一国’的民族主义，人情为重的交往伦理及利益表现，社会关系中的‘攘夷论’、消费行为的‘忠诚’倾向、政府在社会进步方面的主导权、等级尊卑意识和政治腐败现象虽好似各不相干，且各国程度、范围亦有不同，但它们其实都深刻地受制于文化深层的儒教精神，与其形式上的‘西化’成就形成有趣的对照。”“所谓‘立人’，所谓确立人的主体性或树立自我的主权，从而获得自由和解放，这一课题不能单独依靠自己来实现，也不能单向地解决，必须将它延伸到相互关系中。因为在主从关系中也能存在一个主人，但另一个却是奴隶。只有相互主体性(intersubjecfivity)的确立才是个人、社会、民族国家建立主权的正道，才能克制主从关系，从根本上消灭一切奴役和压迫。”
    其他发言有：王乾坤的《立人：请循其本》、徐麟的《首在立人》、摩罗的《鲁迅比我们多出什么》、余杰的《显出的“新民”与隐匿的“立人”》、孙郁的《立人的途径》、张梦阳的《悟己为奴与立人》、支克坚的《“立人”与鲁迅精神》等，都把“立人”与摆脱奴隶状态、实现人的个体精神的自觉与独立紧密联系了起来。
                                                    四
    专题研究是推动学术深入发展的有效途径。1996—1997两年间的鲁迅研究在如下专题上有所进展：
    《野草》研究。《野草》是鲁迅非常重要的作品，也是鲁迅研究的难点之一，一直致力于这一难点探索的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孙玉石近两年又有新收获。他于1996年在《鲁迅研究月刊》上连载的《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凝聚了新的研究体会。其特点是素朴而切实，“得自认真感觉”的体味，没有如有些研究者那样把“更多的想象加在鲁迅身上”，避免了“从另一个侧面”把鲁迅“神话”化的倾向。正如作者在代序中所说：“这次对《野草》的‘重释’，就采取了这个视角：鲁迅的生命或人生哲学的体验，离不开他对于他所生存的社会现实的关注和经历；鲁迅的现实生活感受，到他的象征性的艺术创造中又努力去挖掘哲学思考的深层内涵。”所以，这部“重释”纵然没有有些著作里表现的那种虚玄色彩和主观情感，但是却切切实实地与鲁迅作品、思想的本来面目相契合，具有更高的科学性。
    《阿Q正传》研究。《阿Q正传》是鲁迅最重要的代表作，问世70多年来，研究和争论始终不衰。1996—1997两年间，除出版了张梦阳的专著《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之外，还出现了一些颇有新意和深度的阿Q研究论文。譬如葛中义的《阿Q典型与〈阿Q正传〉艺术结构问题》〔6〕，提出了《阿Q正传》本文实际存在的艺术结构上的两半之分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对于理解阿Q典型是很重要的。即使只是从艺术直觉上，我们也可感悟到作品前后两半之间，无论在情节逻辑与场景构成，或形象描绘与语言格调，以致于人物性格意蕴等方面，两半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作品结构的两半之分，表现了阿Q形象的两极特点：“是我国辛亥革命时代一个流浪于农村社会底层而表现着极端反常性的精神胜利法性格特点，又有着正常的人生悲剧命运的小人物的现实主义艺术典型。”只有从这两极特点进行认识，才能理解阿Q艺术典型的完整性与鲁迅创作方法的复杂性。李林荣的《文化断带上的游魂——〈阿Q正传〉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人格形象关系初探》〔7〕，认为阿Q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体现者，他的思想、性格的歧变和分裂必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构型的缺陷和断裂同构而对应。阿Q“革命”问题的真正底蕴不在于总结辛亥革命的得失，而在于“暗示了中国社会文化本位的特殊性质，同时透露出在中国社会内部撼政权易而撼文化难、撼有名有姓的具体人物的地位易而撼无名无姓随时都可以替补到社会各阶层的空位上的人物的根基难这两个令人压抑的消息”。
    《故事新编》研究。《故事新编》是鲁迅主要在后期创作的历史小说，许多理论问题令鲁学界争论不休。 《鲁迅研究月刊》于1997年1、7、11期接连刊载的郑家建所作《〈故事新编〉新论》：《“油滑”新解》、《神话·〈庄子〉和想象力传统》、《史传的叙事智慧与上说家的诗学情怀》，从现代理论思维高度对《故事新编》研究史上存在的疑难问题进行了新的审视与分析，值得引起研究家们的注意。
    另外，《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连载王乾坤的《鲁迅世界的哲学读解》，从哲学角度解读鲁迅作品和思想，给鲁迅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思维与信息，不失为两年间的可喜之事。
                                             五
    对鲁迅研究进行历史反思，是80年代末之后中国思想界一个重要的现象。1997年12月，《鲁迅研究月刊》上刊登了两位年轻人赵学勇、刘铁群的长篇论文《鲁迅研究中的儒学阴影》，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
    该文提出如下重要观点：(一)“儒家伦理观念的束缚使鲁迅研究无法上升到研究的高度。”“鲁迅研究中第一个时期以陈西滢为代表的对立派和第二时期以梁实秋为代表的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在进行鲁迅研究时都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传统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中，对鲁迅及其杂文作出了歪曲的评价，进而走向了对鲁迅及其杂文的根本否定。”“根本价值观念不同，又不在理解的基础上思考研究客体，使得他们离开了从社会人生的整体意义感受鲁迅作品的有效角度，而仅仅停留在个人道德的评判上，当然难以做出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文学或思想的新发现，也难以对鲁迅作品的潜在意义做出独立阐释，更难以上升到一个研究的高度。他们是以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念阻死了自己的研究之路。”(二)“独立性与主动性的丧失阻碍了鲁迅研究取得探索性的突破。”“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这一阶段的国内鲁迅研究是在一种文化整合的紧张气氛中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标志着中国马列主义文化思想的胜利，各派鲁迅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被整合起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一切言论的最高指导方针，鲁迅的思想及创作的历史价值只能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价值体系中分析和评判。这样，在权威理论话语的支配和压力下，研究主体丧失了独立性和主动性，无法在鲁迅研究中取得探索性的突破。” (三)“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复兴对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影响。”“新时期的鲁迅研究是在中国大陆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潮流中重新起步的。灾难性的‘文革’的结束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重新返回自我’的历史条件。”“但是，鲁迅研究中的儒学阴影并没有从此散去。在思想解放的同时，由于多种因素的促成，中国固有的各种传统思想文化又在社会上活跃起来，掀起了‘国学热’、‘新儒学热’。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无疑要对新时期的鲁迅研究产生影响”，“第一，在文化还原过程中，不少鲁迅研究者又跌入传统文化的旧圈子，再次给鲁迅研究带来局限。”“第二，‘新儒家’的复兴带来了对鲁迅和新文化运动的否定，使鲁迅研究再次面临历史的考验。”

    〔1〕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2〕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
    〔3〕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5月版。
    〔4〕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版。
    〔5〕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
    〔6〕《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5期。
    〔7〕《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