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并主编的《论语》出版。林语堂本人和其他一些作家，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提倡、阐释“幽默”的文章，逐渐推衍为一股幽默文学思潮，在30年代的中国文坛产生不小的影响。鲁迅的幽默观，便在30年代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下有了新的发展变化，这一发展变化的总的趋势，是从与林语堂倡导的幽默文学思潮有某些契合之点发展到与之渐成对(左足右庶)，最后竟至完全仳离。细考这一发展变化的丰富内容，对于更深地洞悉幽默的堂奥及其发展规律，是很有必要的。
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幽默存在和风行的前提。
林语堂认为幽默之风，存乎一心，欲求幽默，诉诸心境。他说：“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的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但鲁迅却认为幽默存在和风行的前提是社会环境。他指出中国没有幽默的传统，中国过去流传较多的是历史上文人的笑话轶事，还有像金圣叹临死时说的那种以自我解嘲的方式来掩盖刽子手凶残的话语，而这样的东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更何况，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也使人们无意去讲什么幽默。针对有人攻击鲁迅坐着有版税可抽，而一年之中，竟“只闻其骚音怨音以及刻薄刁毒之音”，鲁迅反击说：“有版税的尚且如此，还能希望那些炸弹满空，河水漫野之处的人们来说‘幽默’么?恐怕连‘骚音怨音’也不会有，‘盛世元音’自然更其谈不到。”鲁迅从社会环境去分析幽默之存亡的见解，体现了他一贯的直面现实的战斗精神，从根本上触及了林语堂的幽默论的虚妄之点。求幽默于心境，而欲求心境的平和冲淡，便只好闭目塞听，从哀鸿遍野，饿殍陈路的悲惨现实中逃出，“从血泊中寻出闲适来”。这样的闲话幽默，只能成为替反动统治阶级“帮闲”的一种手段。
第二，关于幽默的泛滥和恶性发展的结果。
30年代，由于《论语》的影响，出现了一批以登载幽默文字为主的杂志，如《谈风》、《中庸》、《聊斋》等。当时的情况真是“东也是幽默，西也是幽默，大有风行之概。文坛上刮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林氏“幽默风”。但这幽默风的流行，却导致幽默的变质和死亡。正如鲁迅指出的：“然而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幽默那有这许多，于是幽默就是滑稽，滑稽就是说笑话，说笑话就是讽刺，讽刺就是漫骂。油腔滑调，幽默也； ‘天朗气清’，小品也；看郑板桥《道清》一遍，谈幽默十天，买袁中郎尺牍半本，作小品一卷。”结果只能是：“手拿黑漆皮灯笼，彼此都莫名其妙。总之，一个名词归化中国，不久就弄成一团糟。”幽默这个名目，自也难逃此厄运。
第三，关于幽默与讽刺的联系、界限与转化。
林语堂虽然承认幽默与讽刺在审美功用上有联系，却严幽默与讽刺之辨，竭力排除讽刺于幽默之外，不愿看到幽默向讽刺转化。他说：“其实幽默与讽刺极近，却不以讽刺为目的。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后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又说：“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愈深远，而愈近于幽默本色。”在林语堂看来，虽然幽默可能具有讽刺社会和人生的作用，但为葆其纯粹，却不能以讽刺为目的，即万不能倾向于讽刺；而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则只有避开切实具体的讽刺对象，趋于空泛笼统，使其情调深远，才有望近于幽默。总之，他既不乐意看到幽默倾向于讽刺，又希望讽刺空泛化并复归于幽默。其对讽刺的憎嫌之态，跃然纸上。
而鲁迅与林语堂的看法正相反，他是乐于见到幽默倾向于讽刺的。在鲁迅看来，幽默通常是对可笑事物某种特点的诙谐的揭示，往往含有讽刺的成分。在难以幽默的社会环境中，幽默不可能有恒定的形态，一定会发生变迁、分化。“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歧看，鲁迅反对林语堂的幽默观，是切中要害的。他的声音一出，林氏幽默风顿时减色失势，幽默泛滥的局面也很快得到澄清。一时间批评和反对幽默又成潮流。
但鲁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反对幽默的泛滥，但并不反对作为美学风格的幽默本身，而且，他借骂幽默以名世的做法和简单化倾向，也非常反感。他指出：“有些人既有以此起家之势，势必有想反此以名世之人，于是轰然一声，天下又无不骂幽默和小品。其实，则趁队起哄之士，今年也和去年一样，数不在少的。”他还幽默地写道：“去年是‘幽默’大走鸿运的时候，《论语》以外，也是开口幽默，闭口幽默，这人是幽默家，那人是幽默家。不料今年就大塌其台，这不对，那又不对，一切罪恶，全归幽默，甚至于比之文场的丑脚。骂幽默竟好像洗澡，只要来一下，自己就会干净似的人。”
总之，对鲁迅的幽默观在30年代的发展变化及其丰富内容，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要作具体的分析。吴组缃先生在回顾鲁迅对自己的批评时，曾经很诚恳地体察自省自己简单化、概念化的一味反对幽默的观点，与鲁迅的全面周延的见解，其实是不同的。他认为鲁迅之论幽默，“要紧的是依据时代社会的特点，就事物的复杂性及其可能的发展变化，作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他绝不一概而论，认为所谓‘幽默’、‘讽刺’等等都是互不相干、截然异趣的。另外，对林语堂倡导的一套，开始也还有所许肯，给予了支持；他出而批评反对，是恶性发展以后的事。”
这番评述，应当说才是确切公允之论。
四
弄清楚了鲁迅对于幽默问题的全面而具体的见解之后，对于他在30年代帮助日本增田涉选编《世界幽默全集》中的中国部分一事，就很好理解了。从这件中日文学交流史上的佳话中，我觉得很可以见出鲁迅幽默见解的宽阔和精当。这对于我这次编选《20世纪中国幽默短篇精品》有直接的启发。
总之，鲁迅心目中的幽默作家或幽默作品，大抵是含了讽刺的锋芒和滑稽的风格，能聊博一笑，但又“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一读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问题”。幽默作品所引发的笑，不是可以一笑就了的。
也正因为这样，鲁迅所推崇的幽默作品，在艺术上要求是较高的。他对增田涉说：“迄今为日本所介绍的中国文章，大抵是较轻松易懂的东西；坚实而有趣的作品，如陶潜的《闲情赋》之类，一点也没有译。”这里，鲁迅对幽默作品提出了“坚实而有趣”的要求，这也可以视为对幽默文学作品中的精品的一个具体而适当的要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