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力”干扰。所谓外力干扰是指萧军的外遇。如果说疾病和挨打使萧红的身体遭受创伤，那么，萧军的外遇和对萧红写作的蔑视则直接构成了对她心灵的伤害。对于夫妇双方来说，外遇并不仅仅意味着两人契约关系的违反和游离，在深层意义上更意味着对另一方人格和感情的轻贱、伤害甚至践踏。尤其对萧红与萧军这样的所谓“患难夫妻”来说，任何一方在感情方面的不忠诚都是对他们共同渡过的苦难岁月的嘲讽，所谓人格的尊严，生命的庄严都予以无情的戏弄和颠覆，只剩下虚无和滑稽。事实上，萧军实实在在地做了践踏这种庄严感和尊严感的事情，而且不只一次。许多传记对萧军的“外力”干扰的事大都轻描淡写，甚至存而不论；许多研究者或出于不屑或出于怕遇麻烦对这个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认为探究个人私生活是“无聊”的事情，致使作家的研究流于平面化和浮泛化。其实，情爱心理最能体现一个人人格的诸面相，透视一个人（尤其是作家）的情欲生活才能对他的行为（创作）和人生态度的动因、方向、兴奋点给予合理而有力的解释。就目前所搜求的文献资料来看，萧军至少有两次“出轨”行为。第一次是在1933年的哈尔滨，第二次是在1936年的上海。在哈尔滨时，因出版了《跋涉》且在报刊上经常有文章出现，萧红、萧军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夫妇”了。这时，一个来自南方的16岁的少女陈涓闯入了他们的生活。陈涓长得很漂亮，且是一个爱幻想、喜欢文学的女孩，对青年作家萧军崇拜自不待言。虽然不能说萧军是一个爱好寻花问柳之人，但他个性好冲动，任情感支配而不顾一切，尤其是对待异性，他更是如此。虽然文字没有详细记载他是如何冲动地对待陈涓，但从她对萧红和后来的妻子王德芬拼命追求、死缠烂打的决绝态度上可知一二[25]。另外，两篇较早的文献从不同的侧面记录了这件事。事隔11年后的1944年，陈涓给萧军写了一封公开信，来解释她当时与萧军的这段小小的情感波折，在信中说：“我总想详详细细地写一封信给你，把我们之间的误会的冤结解开。虽然我也曾奢望地期待你的归来，向你剖白我的心——对于你们两位作家的心，是如何忠诚，如何单纯，但是岁月无情……”[26] 据丁言昭叙述，当时的萧军对姑娘的追逐十分猛烈，又是送玫瑰花，写情书，又是上前拥抱、亲吻，弄得少女心慌意乱，不知所措[27]。姑娘被这突如其来的爱情吓坏了，一个16岁少女怎能承受得了“萧军式”的猛烈的爱情火力，她只能悄悄离开了哈尔滨。这时，紧张而痛苦的萧红才如释重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28]。萧军在上海的“外力”干扰是与一位叫H夫人的女性发生的恋情。萧军后来承认了这件事：“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我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但是我和对方全清楚意识到为了道义上的考虑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29] 这次“无结果的恋爱”的直接后果是使萧红出走日本，回国后又一次离开萧军去北京，以逃避这种感情上的伤害[30]。如果想进一步了解萧红因萧军的外遇所造成的心灵创伤，只要读一读萧红的诗《苦杯》（11首）便十分明了。下面抄录5首可窥见一斑。
    一
    带着颜色的情诗，/一只一只是写给她的，/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也许人人都是一样！/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
    五
    往日的爱人，/为我遮避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来抵抗？/敌人的攻击，/爱人的伤悼。
    六
    他又去公园了，/我说：“我也去吧！”/“你去做什么？”他自己走了。/他给他新的情人的诗说/“有谁不爱个鸟儿似的！”/“有谁忍拒绝少女红唇的苦！”/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厨房带来油污的衣裳。/为生活而流浪，/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
    八
    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更失去朋友，/只有一个他，/而今他却对我取着这般态度。
    十一
    说什么爱情！/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都成了昨夜的梦，/昨夜的明灯[31]。
    以上分析可知，萧红与萧军之间从身体到感情，从气质个性到思想态度存在着较大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之间的裂痕一步步扩大，最终分手在所难免。1938年4月在西安二人终于分开，从此，萧红再也没有见到萧军，便成永诀。
    　　　　三
    不管是当时的文艺圈，还是现在的研究界，几乎是众口一词，对萧红与端木蕻良的结合都持否定态度，尤其对她与端木蕻良在1940年离开大后方，飞往香港的举动表示费解和不满，对她死于太平洋战争这个结局感到惋惜甚至愤怒。事实上，人们对萧红的责备并非没有道理，萧红委身于端木的确加剧了她的灾难，导致了她的速死；但萧红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执意投向端木的怀抱，自有她自己的道理，或者说正是她性格的逻辑发展。
    “女人为爱情而生”，这几近滥调的流行语用在萧红身上倒不显得突兀。萧红从不讳言自己对“爱”的追求的决绝态度；她的短促的一生可以说是追求“爱”和“温暖”[32] 的一生，不幸的却是“尽遭白眼冷遇”[33]。从哈尔滨到上海再到香港，从“李姓青年”到萧军再到端木蕻良，萧红对爱情都是怀了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但她的爱情神话却一个接一个地破灭。后来可能有所醒悟，她在一首诗中这样吟道：“爱情的帐目，/要到失恋的时候才算的，/算也总是不够本。”最后，她终于明白：“说什么爱情！/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都成了昨夜的梦，/昨夜的明灯。”[34] 客观地说，萧红在爱情方面是缺乏智慧和能力的。爱情作为两性间的一种特殊的情感关系，总是被渲染得过分神秘、朦胧，总是夸大它的非理性和迷狂性的一面。其实，爱情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需要双方共同遵守其间的“游戏规则”，更需要用心去经营和维护，需要更多的心智不断地去培育。遗憾的是，这方面恰恰不是萧红的独擅之域，甚至是她的弱点所在。与萧红有相当私交的一位日本女性绿川英子对她的这一弱点看得格外清楚，她十分中肯地分析了萧红与萧军和端木结合后如何越来越依赖于男性，以及由此所遭受的伤害：
    她和萧军的结婚，在初期，仿佛是引导和鼓励她走上创作之路的契机。原来，各有其事业的男女结合，不单是一加一等于二，要向着一加一等于三或四的方向发展才是理想。可是在他们的结合，一加一却渐渐降到二以下来了。而这个负数，其负方是常常落在萧红这一方面的。……
    后来萧红就离开我们和端木去过新生活了。不幸正如我们所担心的，这并没有成为她新生活的第一步。人们就是不明白端木为什么在朋友面前始终否认他和她的结婚。尽管如此，她对他的从属性却一天一天加强了[35]。
    可见，萧红对男性的过分依赖已经到了让她的朋友气愤的地步。骆宾基曾问萧红：“你离开萧军，朋友们是不反对的。可是你不能独立地生活吗？”可萧红却反问：“我为什么要独立生活呢？因为我是女人么？”[36] 应该说，萧红的独立意识是非常淡薄的，她以为一个女人是离不开男人的。但是，事情走向了它的背面，对男人的过分顺从和依赖不仅没有赢得男人，反而遭到男人的轻贱和蔑视，这对萧红来说是始料不及并难以理解的。对于天真率直、不解世故的萧红来说，自如地驾驭婚姻之舟，实在是既没有经验，又缺乏技巧，难怪她在应付自己的感情问题时总是手忙脚乱、捉襟见肘。
    正如前文所分析，萧红的疾病和挨打使“二萧”本来就很脆弱的感情基础雪上加霜，而萧军的“婚外情”使萧红彻底对他失望。但这并不意味着萧红毅然离开萧军。因为萧红的软弱和对男性的过分依赖，不会促使她下定决心寻求独立的生活，只要萧军不表示抛弃她，她仍愿意维系哪怕已经死亡了的婚姻关系。从更深的心理层面上分析，萧军的冷淡和羞辱倒不能构成萧红的致命伤害，因为上海时期的萧红已经不同于哈尔滨的萧红，她有一大堆值得称道的文学作品，她有一大批热爱她、崇拜她的读者，她有鲁迅、茅盾等文学前辈的认可和垂青。萧红对自己的文学才能颇有信心。在临汾或是西安的时候，萧红曾发表过独具个性的意见：“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那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多式多样的小说。”[37] 但是萧军对萧红的创作颇不以为然。萧军曾多次在朋友面前故意贬低萧红的作品，说她的小说“结构不结实”，说她的叙述太过啰嗦，人物性格不明确等等[38]，可以说，萧红可以容忍任何轻慢，但对她的文学才华的贬抑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这是她得以安身立命的坚实的地盘，她不允许任何人轻易地否定和排拒。事实上，夫妇间的真正契合是对对方的事业及其所取得成就的认同，双方之间的互相欣赏和互相倾慕是维系双方情感更具“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因素，只有这样，夫妻关系才能滤掉“性”的吸引和青春的冲动，在更高层面上达到真正的两情相悦和高度契合。萧红与萧军之间恰恰缺乏这种因素，而端木蕻良的出现弥补了萧红心理的这一缺憾，在某种程度上讲，端木对萧红的欣赏和崇拜，满足了萧红内心深处的这种渴求，他们走到一起势在必然。
    萧红是一个缺乏人际交往智慧的人，她的耿直和率真曾让丁玲感到吃惊：“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原故吧。”[39] 在萧红眼里，端木蕻良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精”[40]，但心里却对端木的拍马屁感到十分欣喜。诚如前面所分析，萧红从小失去关爱，别人只要有一点点对她爱的表示，她都要付出比对方十倍的爱来回报。正如在她的一篇著名的散文中说的那样：“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41] 于是， 当端木蕻良向萧红表示了爱意，萧红便欣然接受。在1938年4月初的西安，三人在一所中学碰面后， 萧红微笑着对萧军说：“三郎——我们永远分离罢！”“好”。萧红听到萧军说声“好”字，很快地走了出去。萧军后来回忆：“我们永远‘诀别’就是这样平凡而了当地，并没任何废话和纠纷地确定下来了。”[42] 于是，萧红与端木蕻良双双返回武汉，过起了同居生活。萧红对“温暖”和“爱”的憧憬和追求到了近乎盲目的地步。所以她根本不顾这种“爱”是否可靠，是否真诚。就因为端木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这正是萧红所要求的，这要求不是在对她作品的阿谀上，而是对萧军的轻蔑所含的她的社会独特性上，她周围从来没有一个朋友对她表示的独特友谊，像T所表现得这样‘坦白’而‘直率’。”[43] 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萧红真的为端木的欣赏和赞美所陶醉，何况萧红与萧军的关系正处于“胶着”状态，她对萧军失望已久，端木的介入是一个契机，她要从这个婚姻的泥坑里振拔出来，难怪她如此决绝地选择了端木蕻良。但她的苦难远没有结束，等待她的是无边的寂寞和苦涩的哀愁。直到三年后，正当进入创作的最佳年华，便消逝在烟波浩渺的南天。

  【参考文献】
    [1] 萧军著《十月十五日》第119页，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该书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五集和十二册。当时萧红因与萧军出现感情危机，东渡日本，心情极其苦闷，就是看了这篇文章才从日本回来，尽弃前嫌，与萧军修好。
    [2] 参阅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第147～159页，《侧面》第一章摘录的“注释”。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3] 赵凤翔：《萧红与舒群》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4] 参阅张毓茂著《萧军传》第三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书中交代萧军妻子的下落：“从此萧军和她断绝了夫妻关系。然而，这个可怜的女人，回家仍一直等了萧军七年，直到最后才由萧军的父亲逼她改嫁。五十年后，1981年秋天萧军重返故乡时，他们居然又见了面。这时，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5] 萧军：《烛心》，悄吟、三郎合著《跋涉》第13～46页，1933年10月由哈尔滨五日画报社印刷社出版。以上引文据1979年黑龙江文学研究所翻印本。
    [6] 孟希讲述，何宏整理：《萧红遇难得救》载《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五辑第206页，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1980年。
    [7] 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第154 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8] 孙陵著：《我熟悉的三十年代作家》第25～29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
    [9] 大郎即孟希所讲的琳郎，真名叫方未艾或方靖远。参阅孟希讲述，何宏整理《萧红遇难得救》，载《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五辑第206页，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1980年。
    [10] 当然不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事实上，此书有些语气和腔调政治味浓，如写到舒群等人的时候。但从总体而言，该书是真实可靠的。
    [11] 这方面有很多记载，如讲述萧军、萧红吃饭不给饭钱，住店不给店钱的事；最典型的是萧红在医院中生产，无钱付医药费，萧军擎把牛耳尖刀硬逼着医生给萧红打针开药，不至于萧红死在医院中，见骆宾基：《萧红小传》第73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12] 如《生死场》中金枝与成业的野合一段。参阅《萧红全集》第67页。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在《生死场》的第一个版本中，这段描写表现得相当大胆、露骨。鲁迅先生评价的所谓“越轨的笔致”大概是指这个方面。参阅《生死场》的1935年12月上海容光书局发行的版本，该版本为“奴隶社”《奴隶丛书》之三。但自这个版本以后，那几段“性描写”的文字便被删改，目前市面上各种《生死场》的版本与第一版出入较大。若考察萧红的“越轨的笔致”须看“容光本”。
    [13] 参阅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的《萧红自集诗稿》（手抄本）中收录的这6首诗，与《萧红全集》收录的《春曲》和《萧红文集》收录的《春曲》有个别字句的出入，下面引的四首依“馆藏本”。
    [14] 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第105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
    [15] 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第117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16] 孙陵曾指出萧红在哈尔滨流浪中，学会了抽鸦片，后来让《国际协报》的编辑老裴逼她戒掉了——以让萧红住在他家为条件。参阅孙陵著《我熟悉的三十年代的作家》，第2～3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
    [17] 丁玲：《风雨中忆萧红》，载《谷雨》第5期，1942年延安出版。
    [18] 张琳：《忆女作家萧红二三事》，载1942年5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第28期。
    [19] 许广平：《追忆萧红》，载《文艺复兴》第1卷第6期，1946年7月1日出版，署名景宋。
    [20] 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第32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21] 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第104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22] 靳以：《悼萧红》，王观泉编《怀念萧红》第75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另：梅志对这件事也有同靳以一致的叙述，参阅梅志：《“爱”的悲剧——忆萧红》，《萧红文集·散文诗歌及其它》第455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
    [23] 绀弩：《在西安》，载1946年1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后收入散文集《沉吟》，上海文化供应社，1948年。
    [24] 萧红：《呼兰河传》，《萧红全集》第768页，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
    [25] 参阅张毓茂著《萧军传》第207～22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
    [26] 陈涓：《萧红死后——致某作家》，载1944年6月《千秋》创刊号，笔名一狷。
    [27] 参阅丁言昭著《萧萧落红情依依》第26～36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
    [28] 参见萧红：《一个南方的姑娘》，最初收入《商市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亦可参阅《萧红全集》第1032～1035页，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
    [29] 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第119～120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30] 参阅《爱侣变成了怨偶萧红一怒而走东京萧军预备追踪前往》，载《作家腻事》，上海：千秋出版社，1937年。
    [31] 萧红：《苦怀》，《萧红全集》第1171～1175页，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
    [32] 萧红：《永远的憧憬和追求》，原载1937年1月1日《报告》第1卷第1期，1937年2月15日《月报》第1卷第2期。收《萧红全集》第1044页，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
    [33] 这是萧红临终前的遗言。见骆宾基著《萧红小传》第101页，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81年。
    [34] 萧红：《苦怀》（二）和（三），分别收《萧红全集》第1172页和1174页，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
    [35] 绿川英子：《忆萧红》，载1942年11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之《新华副刊》。
    [36] 骆宾基著《萧红小传》第84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37] 聂绀弩：《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序〈萧红选集〉》，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38] 参见锡金：《乱离杂记——序〈萧军萧红外传〉》，庐湘著《萧军萧红外传》，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6年。
    [39] 丁玲：《风雨中忆萧红》，载《谷雨》第五期，1942年延安出版。
    [40] 绀弩：《在西安》，载1946年1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后收入散文集《沉吟》，上海文化供应社，1948年。
    [41] 萧红：《永远的憧憬和追求》，载1937年1月1日《报告》第1卷第1期，1937年2月15日《月报》第1卷第2期。
    [42] 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第157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43] 骆宾基著《萧红小传》第73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