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关于重新审视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经验教训，本文并没有直接阐释，而是从左翼作家中的最重要的一位人物鲁迅的个人体验中来进行考察和探讨的。这里所说的“个人体验”，首先注重的就是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以史料来说话、以最客观的事实来作结论。文章内含有两个部分，即以新文学运动和左翼文学运动这两个时期来进行分析和互相观照。前一部分以《新青年》团体为中心，分析了《新青年》同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陈独秀与胡适、鲁迅与陈独秀及胡适之间的关系，由此而认识到新文学运动本质上是属于文艺复兴性质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并不宜纳入纯粹的政治斗争的范畴之中。文章后一部分，从“左联”的建立直到解散始终存在内耗甚至是残酷斗争的危机这一事实来进行分析，说明了：作为一个政党外围组织性质的文学团体，它其实是没有承当文学革命与思想启蒙的任务的；因此，它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促进文学运动向前发展。

【关键词】 左翼文学/《新青年》/陈独秀/胡适/鲁迅/“左联”

      每读《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这篇未完稿都使人感到无限的惋惜，这篇回忆正待展开，也许只差一天的工夫就可写完，可是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肺病急性发作了，更意想不到的是，由于一个日本医生的耽搁，——这个日本医生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让家属及时送他到医院采取合理的抢救措施，严重的失职，延误了病情，因而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发生了无法挽救的不幸事情。他的突然去世，并不只是中断了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的写作，而是过早的中止了一位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一生的事业，尤其是当他正由一个边缘作家开始向纯文学回归之时，就尤为可惜。他的遗孀许广平整理他的遗著时说，有几篇文章他是另外单独放在一边的，这就是：《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见《且介亭杂文末编·后记》）。这是一组《野草》、《朝花夕拾》性质的散文作品，他生前计划还要陆续写出一些，准备再编一本散文集或一本回忆录的，他跟冯雪峰就说过这个意思。鲁迅除了把《半夏小集》等4篇散文另搁一边之外， 很明显还有一篇回忆散文他是没有放在待编的《且介亭杂文末编》里的，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师父》。这一篇回忆散文发表在刚刚在上海创刊的他的友人孟十还编辑的《作家》月刊的创刊号上。此刊的第2期接着发表了《〈出关〉的“关”》，第5期上又发表了他在左翼文学运动中的最后一篇论战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而后面发表的这两篇文章，鲁迅都已经放进了待编的《且介亭杂文末编》文稿里了，单单把在同一杂志上发表而且时间相距这么近的一篇回忆散文《我的第一个师父》剔开，显然作者是另有考虑的。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不论他对于论战性的杂文还抱有多大的热情，有一个客观的事实摆在了他眼前，即“左联”已经解散，甚至他认为是溃散，这使得他不得不在写作的重心上有所转移，做出重新的选择。当时的大环境是，左翼文艺界领导者，正倾全力执行化敌为友的国防文学政策，这对于一个坚决的反对专制主义、反对独裁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使之失去所攻击的对象，失去了他那如匕首般的杂文的功能了。这比五四时期《新青年》团体解散后成为了“游勇”还令人灰心，虽然那时本来就是自由结合的团体消散了，朋友情谊都还是在的，最重要的是它允许“游勇”的存在。就说《新青年》同人，所谓左右分化之后，左派的陈独秀与右翼的胡适仍然是朋友，而且可以说是非常牢靠的朋友。1923年底他们两人应邀为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编辑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各写了一篇序言，这是他们两人携手共同批判唯心主义玄学、批判张君劢和梁启超的世界观的一次思想论战。在协同作战中，他们两人之间也进行了关于唯物论哲学的探讨，其时二人之间的思想分歧是带根本性的，政治理念也很不相同。胡适后来回忆说：“这部二十万字的集子，我做了一篇序，陈先生也写了一篇，他极力反驳我，质问我，陈先生那时已转到马克思主义那方面去了。他问我所说马克斯的唯物史观可以解释大多数的话，能否再进一步，承认它能解释一切。……他是注重经济条件的，我也没有反驳他，因为他不否认人的努力，两个人的主张不算冲突，不过客观的条件虽然重要，但不仅限于经济一个条件，至于文化的条件，政治的条件，也是不能否认的。”（《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在北大国文系的讲演》）陈独秀确实是对胡适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在所写序言中说：“……适之最近对我说，‘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经过这回辩论之后，适之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陈独秀先生序》，1923.11.13，转引自《胡适文存二集·〈科学与人生观〉序》）但胡适却说：“……我个人至今还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胡适文存二集·〈科学与人生观〉序》附录二《答陈独秀先生（适）》，1923.11.29）实际上他们之间围绕序言中提出的哲学命题后来一来一往的质疑、互答，反而超越了与原批判对象所进行的讨论，深化了这次思想论争。此时的陈独秀已是一个完全的政治人物，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了，他并没有因此视胡适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右翼反动知识分子；而胡适却依然是一个纯然的学者，他也没有因为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而视其为政治危险人物，尽管在《新青年》时期他是反对“赤化”的。他们在哲学上甚至政治思想上，能够求同存异，没有势不两立；他们两人都能够做到如此的宽容，达到这样的境界，原因在于他们都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和科学的头脑，毕竟他们二位是中国近代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手。
    这里我们可以再看一个事实。十年之后，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后关押南京。此次被捕非同十几年前国民党尚未当政之时的前几次被捕可比，此时共产党已处于匪徒的地位，而陈独秀被视为赤匪之巨魁。起初国民党是要按军事法庭特别审判的，后迫于朝野的强大压力——当时蔡元培、胡适、翁文灏、傅斯年、章士钊等都进行了营救，国民党当局只得放弃秘密审判。1932年10月22日蒋介石致电翁文灏并转胡适等，特别告诉他们：“陈独秀案已电京移交法院公开审判矣。”（《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这样就使得当局不能秘密对陈独秀下毒手了，至少不会像一年多前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秘密杀害的二十多位烈士那样，无声无息的离开了人间。
    陈氏非常清楚这次坐牢一时是难脱羁绊的了，他甚至做好了“大辟”的准备。此时他本能的恢复了学者的原貌，他把监狱当作研究室，竟然继续从事他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了。他在狱中写信给胡适，开了书单：
    英文《原富》，亚当斯密的
    英文李嘉图的《经济学与赋税之原理》
    英文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
    崔适先生的《〈史记〉探源》
    此外，关于甲骨文的著作，也希望能找几种寄给我……
    存尊处的拼音文字稿，我想现在商务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务还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弟颇欲此书能早日出版，能引起国人批评和注意①。
    这真正是一贯彻底的实行了自己的信念，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研究室与监狱》，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第25号）由此可见陈独秀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政治家兼学者而非政客加流氓。
    这之后陈独秀还请胡适物色可靠的翻译家组织翻译《资本论》。胡适回信说：
    仲兄：
    手示敬悉。
    《资本论》，此间已托社会调查所吴半农、千家驹两君合译，已脱稿的第一册有三分之二了。第一分册已在四月前付商务排印。此二人皆极可靠，皆能用英德两国本子对勘。……②
    此事在陈独秀说来，这种直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如果不是极可信任、极为博学的朋友是可以轻易就委托他去做的吗？就像当年他向蔡元培推荐胡适到北大做教授时一样的信任，这里丝毫没有什么“左翼”或“右翼”一类的顾忌；而对于胡适来说，这种极不合时宜的、具有相当风险的文化传播工作，如果不是自己对于西方政治经济学有相当的认识，如果不是对于委托人怀有十分的敬意，并且不是一位交谊甚深的非常具有才学的政治活动家朋友的委托是可以随便就接受承应下来的吗？何况此时陈独秀已陷囹圄，势利胆小之人应该是避之而唯恐不及的。
    陈独秀在狱中除了读书从事研究之外，而且在法庭上与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庭审时他宣称中国托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最终目的是：“世界革命，在中国需要解放民众，提高劳动者生活。关于夺取政权，乃当然的目的。”（《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陈独秀开审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转引自王观泉著《“天火”在中国燃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他在《辩诉状》中写道：“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帝国资本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起，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割，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这完全不是在为自己辩护，而是利用合法权利毫不畏惧的在敌人的法庭上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了。1933年4月，他以共产党要犯身份，以文字作叛国宣传等罪名被判处了八年徒刑。虽然他没有为自己争得自由，但是作为一个革命家，他竟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利用敌人的法庭打了一个漂亮的胜战：他将这次审判文件编成一本《陈案书状汇录》交老友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私下出版。这本非法图书，收录有：《检察官起诉书》、《陈独秀自撰辩诉状》、《章士钊律师辩护词》、《南京中央日报论文》、《章士钊答中央日报》、《江苏高院判决书》等案卷材料及文章，当时是具有轰动效应的，甚至上海一些大学法学系将此作为教材的案例。虽然中国的托派的对敌斗争已经被摒弃于中国共产党政治斗争史之外，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抗争也不属于左翼文学运动之范畴，但遍观左翼文学运动史，能与《陈案书状汇录》一样的与国民党统治集团进行这么尖锐的正面斗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文献实在是少见。当代中共党史研究家对于陈独秀审判案卷汇编的评价是：它与1848年《新莱茵报》事件中马克思所撰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与1933年“国会纵火案”中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抗辩的《控诉法西斯》一样，均是利用敌人的法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经典文献。（参阅《天火在中国燃烧·陈独秀的国势调查与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左右翼分化之后，鲁迅与陈独秀同样也仍然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鲁迅一直很感念陈独秀动员他写小说之事，他完全明白，没有《新青年》和陈独秀就没有中国现代小说开山祖之誉的鲁迅，　所以他后来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3.5）这篇文章中就明明白白记下了这一笔：“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现在我们还能看到陈独秀写给周作人信中的这样的话：“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转告他。”（1920.3.11）“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1920.8.22）陈独秀的催稿信现在已是鲁迅研究的珍贵资料。1933年鲁迅记下对陈独秀表示感激的这一笔的时候，也正是陈独秀身陷囹圄之时，并且早已遭到共产国际的嫁祸和清算，被中共开除出党了；而此时鲁迅却是中共外围组织“左联”中人，并被视为左翼文学的旗帜了。由此可见，鲁迅是珍重历史的，他并未受“左联”中共产党人的成见的影响。
    至于鲁迅与胡适，当时他们更是学术上能够切磋的好友。《新青年》的分化，一般以胡适1920年12月间写给陈独秀的“发难”信作为分化的标志。当时胡适和北京的同人们看到《新青年》越来越政治化，已经直接介于政治斗争，这已经超出了文艺复兴性质的文学革命、思想启蒙主义的奋斗宗旨；而此时《新青年》的出版发行又受到大的压迫，已经被当局禁止邮寄发行，出于挽救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杂志的考虑，胡适便写出这封回答陈独秀并上海编辑部的信。在这封信中胡适提出了三条意见供陈独秀考虑：
    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
    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部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3.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③
    胡适这封信的三条意见，简单地说，就是：一，分家。即上海的《新青年》任其政治化，北京另办一个纯学术的杂志。二，迁移。即《新青年》编辑部移回北京，并发表宣言重申不谈政治、注重学术和文艺的办刊宗旨。三，停刊。即在目前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索性就此关闭。
    这之前陈独秀的来信是写给北京全体同人的，大家都先后传阅了。胡适的这封回信也向在京的朋友们征求了意见，大家也都各抒了己见，可以说胡适是代表北京的同人回答陈独秀的。事实上北京的同人基本上都赞同胡适的意见，即赞成胡适信中所提的前两条方案，包括左翼代表人物李大钊。胡适告诉陈独秀：“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馀人我明天通知。”鲁迅接到胡适的通知后，态度十分明确：“我的意思是以为三个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并且他还代表周作人答复，同意采取第二种办法。虽然他在信中表示不同意声明不谈政治，但他的意思是这种宣言、声明无用、多余，而不是从原则上反对“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他以为“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鲁迅全集》第11卷《210103致胡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005年版）这表明他更注重实际，不事张扬，只要切实的去做，坚持注重学术和文艺的办刊方向“就好了”。
    胡适代表北京同人的表态，使陈独秀大为光火，他写信指责胡适拆台是反对《新青年》、反对他本人。为消除误会，胡适立即收回了第一条和第三条办法，并且也收回了第二条中特别提出的声明“不谈政治”的建议，仅保留了《新青年》迁回北京来编辑这一点，并再次写信请北京同人进行表决。表决的结果与第一次基本一样，在原则上没有什么改变，这里只引三位最具代表性的意见：
    1.李大钊：“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但如果不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好。”
    胡适在李大钊的意见之下有一条注：“后来守常也取消此议，改主移京编辑之说。”
    李大钊还特别另写了一信给胡适，约胡适当面细谈，因为陈独秀信中还委婉的批评了胡适等政治倾向上的问题：“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1920.12.16陈独秀致胡适、高一涵信），李大钊同意钱玄同的意见：“……关于研究系谣言问题，我们要共同给仲甫写一信，去辩明此事。”（1921年1月李大钊致胡适信）胡适在李大钊的表决意见之下批注的“后来守常也取消此议，改主移京编辑之说”，当是他们面谈之后的结果。
    2.周作人：“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
    3.周作人是代表他们弟兄两人写的意见的，但鲁迅在周作人写的意见之下又补充了一句：“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④
    北京同人的表决都是直接写在胡适的信上的，所以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也随着胡适的书信保留了下来。
    这次表决只有一个变化，就是由原来大家比较赞成的鲁迅所说“最为顺当”的第二条，现在基本上都赞成第一条另起炉灶的方案了。可见北京同人们的态度是非常一致的，也非常的坚定。
    这就是《新青年》分化的真面目。如果要分左右两翼，李大钊、鲁迅均属于胡适的右翼，并非过去一般所说鲁迅的态度与胡适针锋相对。当时上海编辑部与北京《新青年》同人处于一种对立的态势倒是比较近于事实的。陈独秀将《新青年》不自觉的视为其私产，或视为其政党组织的思想文化宣传的阵地，而对于昔日的同人们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在事先没有征得同人们的同意下就把《新青年》交给他在上海的同志陈望道、沈雁冰等人去办了，事后仅仅写信打一个招呼，而且还是因为稿源问题，需向北京的朋友们催稿才告知的，他希望北京的朋友继续支持《新青年》，准确的说是继续支持由他所委托的人主持的《新青年》。陈独秀很清楚，《新青年》的优秀作者队伍当时都集中在北京；但是北京的同人们一致要求《新青年》移回北京办，这实际上就是对于上海编辑部表示抵制。陶孟和则以当局禁止邮寄《新青年》杂志为理由，建议索性停刊（即胡适信中提出的第三条意见，这一条鲁迅也并不反对）；钱玄同则显得很冲动，他说：
    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还是分裂的好。要是移到北京来，大家感动［情］都不伤，自然可移；要是比分裂更伤，还是不移而另办为宜。……《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只可说陈独秀等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板。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