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品中投射了作者自身的幻灭情绪,同时也反映了革命的缺陷的作家,杜衡不是第一个人也不是最后一人。杜衡之前,有茅盾的《蚀》三部曲,遭到了太阳社、创造社作家的非难;令人大为意外的是,左翼文化人对于《叛徒》大多保持了沉默。
在一开始,是否创作《叛徒》并发表它,杜衡是有顾虑的。他料想自己必会遭到种种“非难,责问,攻击”。在论争中,鲁迅指出,“左翼文坛的横暴”不过是“第三种人”心造的幻影(9)。
批评还是有的,且表达得耐人寻味。鲁迅作了顺手一击:“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也写不出,于是他自称‘第三种人’,他‘为艺术而艺术’,他即使写了出来,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而已。‘再亮些’?不要骗人罢!你们的眼睛在那里呢?”(10)鲁迅似乎是说,杜衡并不了解统治者杀戮革命者的实际情形,因此“写不出”,勉强写出也不像。《叛徒》对于反动派的刻画确有些薄弱,老张、熊子方、王、李全章、刘静薏等革命者却面目各异,老张的形象尤其立体,而非“三只眼”怪物。对“第三种人”有触即发的鲁迅似觉得,自己对《再亮些》应该有所表示,却又不得不避重就轻。
小说连载之初,左翼作家张瓴致信作者,称其侮辱了革命和革命者,间接帮助了敌人。显然,“非难,责问,攻击”还是有的,然而张瓴的信不是公开信,两年后孔另境编辑《现代作家书简》,杜衡才有机会公开自己的回信,反驳左翼文化人“私下”的非议。路易士(纪弦)称,左翼对《叛徒》“只字不提,一反其口诛笔伐之常态”,目的是不让它“引起读者的注意,使之冷却,以免扩大影响”(11)。除此而外,我们也找不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杜衡日后披露,《现代》停刊后,他办刊物逐渐连代销处都不好找;其他杂志“如果用了我的文章,所有鲁迅,茅盾,巴金等人,都将拒绝供稿”;朋友们大多觉得“受了我的累,怪我不应如此惹是生非”。(12)他为出版《叛徒》奔走,却“招来了不少徒然的痛苦”,无奈自费出版。此版《叛徒》为64开袖珍小书,纸墨粗劣,且“印数极少,同时因为发行底完全外行”(恐怕亦是找不到代销处),简直没有与读者见面的机会(13)。所幸1936年5月,今代书店以原纸型出32开版。5月22日,鲁迅去信唐,劝其勿编《今代文艺》,理由是不可能像书店要求的那样“不属于任何一面”(14)。此信或可证杜衡所言不虚。
笔者注意到,《叛徒》出版后,杜衡的友人们亦无“片言只字”,大概也是无意“惹是生非”。于是,杜衡陷入了既无人反对也无人赞同的寂寞境地。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和自己的作品的命运,表彰英国批评家卡莱尔,其实是浇自己的块垒:“虽然已经发表了不少的东西,他的著作却还没有引起相当的注意和尊重。……卡莱尔虽然在原则上并不反对民主主义,但他却是一切虚伪和欺骗的天生的敌人。跟整个的思想逆流,是必然会陷入孤立的;卡氏当然没有同道和随从,他的群众必须由自己亲手一个个的创造出来。但这是一种多艰苦的工作呢!”(15)
作为小说家和作为批评家的杜衡是统一的,求真是其文艺观的核心,也是创作的追求。杜衡认为,美和善皆因人、因时而异,只有真才能成为文艺批评的标准。革命文学家则坚称,革命的缺陷只是“偶然”,是表象,描绘革命应该深入本质。此种真实观,源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确认,亦是政治功利主义所致。杜衡却认为,既然革命有那么多的“偶然”,他就没有把“革命者写成天神一般的完人的义务”,他既“不企图抹杀,但也不打算‘讳疾’”(16)。“绝对的肯定是一种信仰,绝对的否定也同样是一种信仰,而老张,两者都不是。”杜衡也不是。求真在杜衡这里具有两重含义:一是发现真实,二是忠实地表现。在他看来,发现“真实”并不难,难在艺术家有勇气把它表现出来,更难在把人类普遍地说服。因为人们有着其“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利害观念,这利害观念是很可能使他看到真实而害怕的,于是他逃避或甚至歪曲”。至于那些不愿为了“博得社会的宠幸”而“抹杀自己的认识”的艺术家,常常成了“社会的永久的叛徒,而社会也时常残酷的报复了他的无情的叛逆”(17)。在这重意义上,《叛徒》的作者也是一位叛徒。
在“同路人”这里,是坚持批评的自由,还是信守政治功利主义,抑或保持沉默,是难以处置的世界性问题。纪德、罗曼·罗兰赴苏参观,虽英雄所见略同,归来后的反应却绝然相反。罗曼·罗兰把《莫斯科日记》封存,50年后才能公开,坚持了政治的“善”;纪德则坚持了“真”,顶住压力发表《从苏联归来》。“文艺自由论辩”展开之际,纪德尚未赴苏,鲁迅认为,中国的“第三种人”并非纪德那样的“同路人”(18)。结果表明,杜衡正是“纪德式”的知识分子:曾因同情革命而加入左翼阵营,又因坚持批判而被视为革命的叛徒。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现代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成果(项目批准号:05JZD00027)]
注释:
(1)《叛徒·前记》,上海:今代书局,1936年5月。本文所引《叛徒》文字,皆据此。
(2)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23页。
(3) (6)(16)致立贞函,收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
(4)潘汉年时任“文委”书记。石凌鹤回忆了1930年潘汉年组织的五卅飞行集会情形,可与《叛徒》参照阅读。石文《回忆50年前的上海艺术剧社》,载《上海戏剧》1980年第3期。
(5)参阅王宏志《也谈“左联五烈士”》,收《鲁迅与“左联”》,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7)韩侍桁:《论“第三种人”》,《文艺评论集》,上海:现代书局,1934年,第213页。
(8)苏汶:《关于文艺创作的若干问题》,《星火》1卷2期,1935年6月。
(9)鲁迅:《论“第三种人”》,《现代》2卷1期,1932年11月。
(10)《叶紫〈丰收〉序》,《鲁迅全集》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219页。
(11)《纪弦回忆录》,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81~82页。
(12)《一个被迫害的记录》,原载《今日大陆》,此据《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
(13)《叛徒·前记》,“今代”版;64开版以“未名书屋”名义,1935年12月印行,无“前记”。
(14)《鲁迅全集》13卷,第381页。
(15)《卡莱尔论诗的真实——读〈朋斯论〉及其他札记》,《文饭小品》创刊号,1935年2月。
(17)《建设的文艺批评刍议》,《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卷2期,1935年冬季号。
(18)《又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4卷,第5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