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在二十年代末以后，开始大力描写以湘西沅水流域为背景的小说。他自己很欣赏沅水流域所激发出来的杰作，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1957)中回忆道：
一九二八年到学校教小说习作以后，由于为同学作习题举例，更需要试用各种不同表现方法，处理不同问题，因之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七年约二十年间，我写了一大堆东西。其中除小部分在表现问题、结构组织和文字风格上，稍微有些新意，也只是近于学习中应有的收获，说不上什么真正的成就。至于文字中一部分充满泥土气息，一部分又文白杂糅，故事在写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成分，内容见出杂而不纯，实由于试验习题所形成。笔下涉及社会面虽比较广阔，最亲切熟悉的，或许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分乡村人事。这地方的人民爱恶哀乐、生活感情的式样，都各有鲜明特征。我的生命在这个环境中长成，因之和这一切分不开。
这是他“最满意的文章”，因为表现问题、结构和文字都有“新意”。这不但是他的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收获，所以沈从文以湘西富有传奇神秘色彩的生活、语言、地方色彩创造出突破性的新小说。他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1937)中说：
到十五岁以后，我的生活同一条长河无从分开……
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是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
到了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期，沈从文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窥探和再现乡村中国的生活方式及乡下人的灵魂，他开始有信心地从他自己所追求与试验的小说观点来考察当时比他早成名的小说家之小说。这些评论，其实是为自己努力创作的小说争取承认，建设其新小说传统而写的。这些批评自然也泄露了他自己小说的奥秘。沈从文称他自己所写的这种小说的传统，可追溯到鲁迅。从鲁迅《故乡》、《社戏》，鲁迅影响了王鲁彦、许钦文、罗黑芷、黎锦明、施蛰存，从而建立了乡土文学的传统：
以被都市物质文明毁灭的中国中部城镇乡村人物作模范，用略带嘲弄的悲悯的画笔，涂上鲜明准确的颜色，调子美丽悦目，而显示的人物姿态又不免有时使人发笑，是鲁迅先生的作品独造处。分得了这一部分长处，是王鲁彦，许钦文同黎锦明。王鲁彦把诙谐嘲弄拿去；许钦文则在其作品中，显现了无数鲁迅所描写过的人物行动言语的轮廓；黎锦明，在他的粗中不失其为细致的笔下，又把鲁迅的讽刺与鲁彦平分了……（《文集》，11:70）
沈从文在1947年写的《学鲁迅》一文中，尊称鲁迅为中国乡土文学之始祖，肯定这种乡土文学成为二十多年来的小说主流。沈从文甚至承认，他的乡土小说是受了鲁迅同类小说的启发才开始创作。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中说：“加之由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广受读者欢迎，我的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文集》，11:69）
沈从文眼中鲁迅及其同代人乡土小说的特点，最适合拿来诠释他自己的小说。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文集》，11:163-186）中，他指出：鲁迅“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鲁迅小说展览“一幅幅乡村的风景画在眼前，使各人皆从自己回想中去印证”。沈从文特别喜欢鲁迅这样的主题：“中国农村是在逐渐情形中崩溃了，毁灭了，为长期的混乱，为土匪骚拢，为新的物质所侵入，可赞美的或可憎恶的，皆在渐渐失去原来的型。”
沈从文也在许多当代小说中找到了与自己在主题与风格上相似的作品，属于这个传统的作家，在《论施蛰存与罗黑芷》一文中说，“这两人皆为以都市文明侵入小城小镇的毁灭为创作基础”。沈从文也喜爱废名的小说，因为“由最纯粹农村散文诗形式出现”，他甚至坦白承认受了废名抒情诗小说之影响（《文集〈夫妇·序言〉》，8:393），两人作品有相似之处：“一则因为对农村观察相同，一则因为背景地方风俗习惯也相同。”（《文集·〈论冯文炳〉》，11:100）
从沈从文对鲁迅及其他小说家的评论，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努力建立一个小说的新传统。这个传统由鲁迅开始，他们都是摆脱许多二三十年代写作教条观念的拘束，贴近土地去描写被物质文明毁灭的乡村小镇。这种作品的语言文字表现风格特点是，充满抒情的语言、冷静、感伤、忧郁，还混合着颓废、冷嘲和幻想美。(12)
六、用乡村中国的眼光看现代文明：都市小说的开始
虽然沈从文的小说给人的印象，主要是描写湘西的乡村中国，其实他的城市小说几乎占了全部作品的一半。在《沈从文文集》中的小说，有76篇以城市为主题，87篇以乡村为主题。(13)在他描写乡村社会的小说中，对都市文明的批判也有所表现，像《雨后》、《萧萧》、《夫妇》、《菜园》、《三三》、《贵生》等小说，就是很好的例子。沈从文的这些乡村小说，不只表现区域文化，他更以乡村中国的文学视野，一方面监视着在城市商业文明的包围、侵袭下农村缓慢发生的一切，同时又在原始野性的活力中，显现都市人的沉落灵魂。(14)例如，在《三三》那篇小说中呈现的便是乡村中国的自然人发现都市人的病态及荒谬性。小说通过象征性的语言，解剖了乡村中国与城市中国的第一次相遇后，乡村人对城市的梦幻开始破灭，而大自然的灵药也救治不了城市人的死亡，因为他患的已是第三期的痨病。
在另一篇充满抒情幻想的抒情诗小说《夫妇》中，城市人在现代文明的污染与压力下，生命变得空虚，因此患上神经衰弱症。最后他回归大自然去寻找自然的生命力来治疗自己的病。可是原本潜藏着生命力的乡村世界却正在都市文明的侵染下逐渐失去原始的人性美与生命力。保护乡村的团卫就是都市文明的化身：它乱用权力，虚伪，公报私仇。《菜园》中的“县府”，胡乱处决玉少琛及其妻子，代表现代文明只是一场惨无人道的政治斗争，在白色恐怖中，许多无辜的老百姓惨遭杀害。这是另一种现代文明带来的灾难。
所以沈从文在他的被称为最具魅力，充满泥土气息的小说中，仍然没有忘记都市文化无孔不入地侵入其间，而引起自然生活秩序的错乱，美丽的自然大地遭受破坏。沈从文在1931年写《记胡也频》里，对当时上海新感觉派都市文学作家如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很有好感。他说：“上海方面还有几个‘都市文学’的作家，也仿佛俨然能造成一种空气。”沈从文在以都市主题为中心的小说，如《绅士的太太》、《虎雏》、《八骏图》等小说中(15)，又以乡下人的目光来观察都市人生及其荒谬性与社会病态现象。沈从文的乡村中国的视野是具有道德与价值的一把尺，他对都市人的观察，依据的是“乡下人”的标准。他把人类病态精神看作都市文明——外部环境对人性的扭曲，那就是他拒绝的“社会”。
沈从文这种乡村中国的诗学，从乡村中国来考察城市中国的小说，可说代表了中国五四时期以后的城市小说与诗歌的写作视野与思维方式。从鲁迅、王鲁彦到施蛰存的乡土作家，他们作品的主题是呈现现代物质文明如何慢慢毁灭中国的乡镇。即使到了上海现代派作家，像刘呐鸥、穆时英、杜衡，叶灵凤和戴望舒，他们虽然长期生活在上海，对现代都市有些认同，但对都市文明的困惑还是很多，因为他们多是从带有乡土味的乡村或小城镇走入城市的人，结果还是站在现代大都市的边缘来窥探都市人的观念行为模式。(16)
根据杨义的分析，三十年代上海现代派的都市文学作品对现代人的认识，也就是现代人的病症，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种是“陌生人”。由于受了大都会物质文明和商业文明的极大诱惑，从城乡涌进大都会的中国人，脱离了地缘、血缘、与伦理道德维系，他们一步一步掉进无底的深渊。所以从“陌生人”又变成了“片面人”，最后变成“变态人”。(17)不属于任何文学派别的老舍的城市小说，被称为“城市庶民文学的高峰”，而且是少数出身都市（北京）贫民阶层的作家，但是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是关于一个出生农村的年轻人祥子，城市文明使他从乡间带来的强壮的身体腐烂，成为现代都市社会胎里的产儿。他的堕落也是一步步的，从仁和车厂到大杂院与白房子（妓院），代表他逐渐掉进黑暗腐败的都市文明的最底层。他也是从“陌生人”、“片面人”而最后被扭曲人性成为“变态人”。(18)
沈从文描写乡下人与都市人在乡镇和大都市相遇的小说，在今天看来，它实际上构成以后历久不衰的都市文学的视野与出发点。这种都市文学的诗学，恐怕要在今天台湾八十年代以来的作品中，才开始起了变化。(19)
七、揉诗、游记、散文与抒情幻想成一体的小说
吴福辉曾指出，沈从文最教人迷醉的作品，是以湘西沅水流域为背景，描绘富有传奇神秘色彩的苗族人民生活的小说。在这些作品里，他试验把抒情诗、散文、游记笔调揉进小说里，结果创造了突破性的新小说。(20)在上面讨论鲁迅、废名、施蛰存等人反映现代物质文明侵袭与毁灭乡村小说时，我们已注意到沈从文对他们的写实小说中的抒情、幻想、忧郁的气氛非常重视。他在其他论中国现代作家的文章里，特别注意以抒情诗、散文、游记笔调写的作品。
沈从文自己认为他曾努力在散文与小说中揉游记、散文和小说为一体，这是《新废邮存底》(1947)中的一段话：
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方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值得特别注意。十三年前我写《湘行散记》时，即有这种企图……这么写无疑将成为现代中国小说一格，且在这格式中还可能有些珠玉发现。（《文集》，12:68）
他主张打破小说、诗歌、散文之观念界限，因此也劝别人去尝试开拓这种新文体。除了揉诗、游记、散文成一体，沈从文也尝试把抒情幻想放进写实的、充满泥土气息的小说中。在《短篇小说》一文中，他一再强调“诗的抒情”在任何艺术中都应该放在第一位，因为它能带来特殊的敏感性能，因此他特别推崇施蛰存“多幻想成分”，“具抒情诗美的交织”的小说。
沈从文在《沈从文散文选·题记》中，自我肯定他的小说异于同时代之作家：
我的作品稍稍异于同时代作家处，在一开始写作时，取材的侧重在写我的家乡……想试试作综合处理，看是不是能产生点散文诗的效果。（《文集》，11:80）
《夫妇》根据其《后记》，那是沈从文自认为是用“抒情诗的笔调”写的小说。我也曾分析过《渔》，这是大量注入抒情幻想，成功发挥揉诗、散文、小说成一体的代表作。在这篇小说中，一个复杂的主题结构，野蛮族人的好杀习惯，复仇、爱情、人类美丽黑暗的心灵，静静的在朦胧的月下的河流、古庙、木鱼念经声中，挥舞宝刀声中、枯萎的花里展现出来。(21)
八、沈从文小说理论的前卫性与现代性
在西方文学理论中，原始主义(primitive)与前卫主义(avant-garde)是现代主义(modernism)的试金石。(22)沈从文响往原始的生命形式，喜爱采取超现实的新观点来理解生命，同时又喜欢尝试用全新的语言文字来进行创作，理解生命的各种形式，譬如在他同代作家中，没有人敢提倡，把创作看成“情绪的体操”。沈从文是少数敢于极地的试验新的文字性能，把它扭曲地加以使用的作家：
不少文章并无何等哲学，不过是一堆习作，一种“情绪的体操”罢了。是的，这可说是一种“体操”，属于精神或情感那方面的。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揉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文集》，11:327）所以他即使不算是前卫作家，也该属于敢于创新的现代派作家了。(23)
1941年，他自己完全知道他所写的小说很创新，与一般作品不同，与流行的见解不一样，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
我写的小说，正因为与一般作品不大相同，人读它时觉得还新鲜，也似乎还能领会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至于听到我说起小说写作，却又因为解释的与一般说法不同，与流行见解不合，弄得大家莫名其妙了。（《文集》，12:122）
沈从文在1988年5月10日逝世前不久，他对文学的看法还是很前卫的。当凌宇问他小说中的一些主题意义时，他回答：
你应该从欣赏出发，看能得到什么。不宜从此外去找原因。特别不宜把这些去问作者，作者在作品中已回答了一切。(24)其实沈从文早在1935年在《给一个读者》里，已肯定文学作品的有机组织与独立生命：
应从别人作品上了解那作品整个的分配方法，注意它如何处置文字如何处理故事，也可以说看得应深一层。（《文集》，11:332）他很害怕读者为了寻找作品以外的东西，而“毁坏了作品的艺术价值”。这种文学观，使人想起近年来西方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提出的“作者的死亡”的观念：艺术作品一旦产生，就意味着艺术家的死亡，艺术只是其自身……文本，而读者观众可以再创造新的艺术空间。(25)所以迟至1980年，沈从文说他写小说是“企图从试探中完成一个作品”：
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企图从试探中完成一个作品，我最担心的是批评家从我习作中寻“人生观”或“世界观”。(26)
附注：
(1)王润华《从艾略特“诗人批评家”看沈从文学批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第90种(1993)，1-26页。
(2)《沈从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1982-1985）共12册。本文内文简称《文集》，如注明11:96-235，表示第11卷，96-253页。
(3)王润华《从艾略特“诗人批评家”看沈从文学批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第90种(1993)，6-10页。
(4)关于沈从文这几年的写作生活，见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82-164页。
(5)这段引文引自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北京三联书店，1985），156-157页。原出现在《烛虚·小说作者与读者》。
(6)这些小说世界，在这些书中，都有讨论：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王继志《沈从文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贺兴安《楚天凤凰不死鸟：沈从文评论》（成都出版社，1992）；赵园编《沈从文名作欣赏》（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Jeffrey Kinkley,TheOdyssey of Shen Congwe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7)参考Jeffrey Kinkley,Shen Congwen,PP.112-114；吴立昌《沈从文》，184-229页。
(8)我有专文论析这篇小说，见《一条河流上扩大的抒情幻想：探索人类灵魂意识深处的小说〈渔〉解读》。
(9)在凌宇、王继志、吴立昌等人的书中，都有对这些作品提供基本的分析。
(10)有关野花的象征意义，我有专文讨论，详见《每种花都包含着回忆与联想：沈从文小说中的野花解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集，1995年出版。有关〈丈夫〉中夫权之醒悟，详见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九十二期（1992年第2号），99-113页。
(11)《抽象的抒情》与凌宇的对题辞的见解见《风雨十载忘年游》，收集于《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1-9；326-359页。
(12)我有专文探讨沈从文对鲁迅小说之批评，见王润华《沈从文论鲁迅：中国现代小说之新传统》见《鲁迅仙台留学9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仙台：东北大学语言文化部，1994），204-218页。
(13)关于这个问题，我曾指导过一篇学位论文研究其城乡主题，见梁其功《沈从文作品中城乡主题的比较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1994）。
(14)吴福辉《乡村中国的文化形态：论京派小说》见《带着枷锁的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113-135页。
(15)各篇小说依次见《文集》，4:88-118；4:149-175；6:166-194。
(16)杨义《三十年代上海现代派的都市文化意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217-230页。
(17)杨义《三十年代上海现代派的都市文化意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217-230页。
(18)我对这问题在《老舍小说新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有关篇章中有所讨论。
(19)王润华《从沈从文的“都市文明”到林耀德的“终端机文化”》，《当代台湾都市文学研讨会》论文，1994年12月26-27日在台北举行。
(20)同前注(14)。
(21)同前注(8)。
(22)参考Jeffrey Kinkley,Shen Congwen。
(23)在《文集》中，许多哲理性散文如《绿魇》、《黑魇》、《白魇》、《水云》（第十卷）与文艺心理学理论《烛虚》集中各篇（第十一卷）在今天读来，仍然是很前卫，很现代派的文章。
(24)凌宇《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317页。
(25)高名潞《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思考》《二十一世纪》第18期（1993年8月），61页。
(26)同前注(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