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说：“我常写这类男男女女的事情，是的，因为我所熟悉的只有这部分，但我对于他们却并未如读者一般地感到兴趣，相反地，我是十分厌憎着的。”［②⑩］作家的自述颇能说明问题。苏青生活环境局狭单一，女人出于本能容易关注的事也常是日常生活的男男女女、婚姻爱情等情感题材，而作家生活的琐细繁冗喧杂也不可能使她对一个形而上或什么重大的意识形态问题发生兴趣，因而写过渡时代的男男女女就成了其专项产品。有论者说：“…无论小说散文杂文，所写所论几乎无一例外，清一色与妇女生活有关，她简直成了叙写妇女的‘专业户’，在我国现代作家中，写作题材如此专一集中，如此纯粹，似乎是不多见的。”［②①］
苏青发表如此众多的“男”、“女”篇章，不能忘记其有一个时代的大前提即过渡时代：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现代新思想新文化却与传统的旧道德旧思想并存杂糅，特别是现代社会政治的专制独裁往往使传统文化的恶瘤加速生长。因此，在苏青的很多散文中，作者通过透视男女关系的特征，给我们揭示了一个时代文化的特点，也隐喻了我们民族在接受现代新思潮时特有的文化“同化力”。
请看《第十一等人》：“大部分丈夫早已不把妻子当作第十一等人看待了，相反地，他把她认作全智全能的上帝，他要求她，第一有新学问兼有旧道德，那比以前做第十一等人时只讲‘女子无才便是德’要难得多了；第二能管内又能对外，管内便是洗衣做饭抱孩子，对外便是赴宴拜客交际跳舞……第三，合则留不合则去，从前男子虽把女人当作他的奴隶牛马，但总还肯豢养她，教导她，要她们生儿子传种接代，与自己同居到老死，而现在的男子呢？他们都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一旦马儿老了或尚未老自己骑厌了，便想把她一脚踢开，另换匹新的来骑，踢开一个妻子，横竖也不过是几千元赡养费的事……”。
这里，作者揭示了过渡时代男女地位的关系，现代与传统的交合使妇女虽在新文明的保护下形成可怜而浅薄的平等自由，但实际负荷的却是远较传统女性重的多的精神压力，这是女性的解放还是女性的桎梏？
苏青一针见血指出现代妇女的两难处境和扮演的尴尬角色，出语独异、见解新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青对女子解放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和质疑：要真正使女子独立，只有解决经济问题，走上职业女性的道路，但职业女性的情感归宿却是：“男人总不大喜欢职业妇女，而偏喜欢会打扮的女人，职业妇女辛辛苦苦，结果倒往往把丈夫给专在打扮上用功夫的女人夺去。”［②②］这是从男女性别心理出发，也是从情爱的辩证关系着眼，除此之外，职业妇女还要承担双重的社会责任，扮演两种性别角色：“工作辛苦是一端，精神上也很痛苦，职业妇女除了天天出外办公外，还得兼做抱小孩洗尿布，生煤球炉子等家庭工作……”［②③］。
以上是职业女性的苦楚，而绝大多数女性尽管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新思潮的薰染，但仍旧依赖丈夫在家中，由于男女性别不同，性别就造成了女子永远的悲剧，自然法则难以抗拒，经济独立也难实现，世界对男人是自由开阔的，对女性却是狭隘的束缚的。男人可以实行多种形式和规格的“多妻主义”，女人却依然必须维持“从一而终”的古训，“好色”是男人的专利，“嫉妒”仍旧是女人的恶疾。因此，男人尽可“移情别恋”，女人只能也必须将爱的心绪转移给孩子，完成由“女儿性”向“母性”的转移……这些论调在苏青的《谈男人》、《谈性》、《论女子交友》、《谈婚姻及其他》等篇什中多次回响。
这种有关男人女人的论说既有现代社会女性的新问题，也有人类自有史以来男女性别差异矛盾产生的二律背反；而历史河流的淤泥泛滥在现代的河床上，就使男女性别矛盾愈加荒谬和激化。苏青的分析还十分明显地打上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烙印，较准确地概括了市民社会男女关系的实质。这无论在情爱心理学的范围内，还是从性心理的角度看都包含着一定的真理性和智慧性，尽管作者对这些认识的张扬不免有扩大化之嫌。
（三）红尘女性面面观 难以走出家庭的娜拉们
易卜生以人道主义情怀和启蒙思想为武器，将温柔乡中的娜拉鼓噪出家庭，“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时期，鲁迅先生则对走出家门的娜拉——子君的悲剧人生做过冷峻深切的思考。子君回归家庭的命运说明仅凭“个性解放”思想和一时之勇并不能取得真正意义的女性独立，女子解放须得力于全社会的解放和经济的独立。在“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的春风鼓荡了多年的中国城市里，女性的实际情形如何？《我们在忙些什么》分明写出受新教育的女性回归家庭成了洋化的新太太，依然扮演着传统女性的角色：相父教子，侍奉公婆，宛若苍蝇因外力的震动，飞了一个圆圈又复归起点；《论女子交友》中，这些新女性之“新”往往成了装点生活和社会的化妆品；《小天使》则活画了曾为爱付出巨大代价的新女子在取得挚爱后，依旧成为新家庭的育婴妇——一个胜利了的子君……
这些篇什表现了苏青一以贯之的“现代女子教育失误论”的思想。她指出：现代女子教育对妇女解放发展的预设和传统社会女子性别文化的矛盾冲突，当世界潮流还女子以“人”的面目并在政治法律诸层面实现男女平权时，现代中国社会却仅在婚姻爱情等领域给女子浮表性的“解放”、“自由”权利，而在经济决定一切的国家里，女子的地位依然是世袭因循的……
这种对新女性不乏嘲讽的态度，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上海这个殖民地化的都市女性虚伪做作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由于苏青生活经验的局囿，对现代新女性另外一种人生际遇的抹煞和忽略。但可以肯定的是，苏青确实刻画出了市民社会的女性阶层无奈而必然的选择。
（四）女性出路探微
苏青笔下居于一隅的女子终究难免充当养子持家的角色，爱欲皆无；职业女性虽然经济自立，人格独立，却难摆脱“情归何处”的迷茫与守情守家的两难窘境。女性的出路何在？苏青对此做了回答：坚持经济独立，将女性职责范围内无可逃避的任务——生养孩子社会化、国家化。具体说，就是成立国家、民间性质的托儿所，宣传女子节育（《论女性的将来》），国家给予以养育孩子为终身职业的女性最优厚待遇（《恋爱结婚养孩子的职业化》）。这些将职业女性生命的责任义务公益化、社会化的思想都显得平实、实在又实用。在４０年代的上海，此说似有“乌托邦”之嫌，但细忖却会发现其思想敏锐之过人之处：当娜拉成为自主个人时，鲁迅先生的子君悲剧却指出女子彻底解放的根本出路并不只是爱情自主、个性解放。苏青对职业女性解放的思考则更为具体、实际、深切，她从女性的生命进程、性别发展的本体角度提出了卓尔不群的看法。历史的发展部分地实现了苏青的设想，社会的进步会继续印证苏青的预设吗？答案应是肯定的。苏青从女性生命本体出发探究女子解放的出路，这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震聋发聩之贡献。
当我们对苏青散文篇什的女性世界做如是巡礼时，不难看出：苏青做为市民社会一新女性，以个体生命的真切体验和敏锐感悟对“女性”这一特殊群体在历史的发展中遭遇到的压抑摧残和贬损，同现代社会的虚浮怪诞造成女性生存的进一步困境作了洞幽烛微的观照。这是作家对个体类属生命的观照，是还女性一个“人”字后将女性当作不同于男性的另一种性别生命的可贵观照，这就使苏青对女性的抒写具备了女权主义者的义勇和敏锐，又有不同于她们的温婉与柔情。女性的困境，女性的解放得力于父权社会还女子以真正生命意义的女性本质，由此，一切荒悖都会消失。
三、中性话题——谈天说地，品评人生
市民社会繁杂喧嚣、光怪陆离，市民生活琐碎紧张，市民社会的文化构成因而是多层次多方位的，不仅农工商官匪痞文化交叉并存，上海还结合了殖民地文化与封建末世文化，但市民文化始终是主流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咀嚼日常生活的兴味，品尝俗世生活的乐趣，探究红尘生活的精微处，追求当下生活的现实享受，而且还长于对周遭生活的各种事件进行褒贬评议，以致于人言沸沸、形成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氛围。这种市俗情趣和市民心理也明显影响到苏青的性格和创作，使她将个人对生活的品味、情兴、态度诉诸笔端，使中间话题、边缘问题的抒写具有更为鲜明的俗常意味。
在苏青散文中有相当篇什谈论生活的方式态度，以此表现海派特有的智慧与生活的情致，追寻人类的共同情结。它们常涉及吃住睡行、男人女人等话题，但被苏青写来时却消解了“闲适小品”的悠游和温雅，也没有消闲生活絮语的精致与逸远，而更多地增添了在红尘中日常生活的“俗人”的情怀与趣味，流露出较浓重的海派和吴地气息。
苏青虽在大上海谋职、但在“食文化”上却顽固认同故乡。她赞美宁波人“吃”得清爽原味，吃得大气淋漓，吃得玲珑精致（《吃与睡》、《宁波人的吃》、《夏天的吃》），睡要睡得随意自在，静谧安闲。她谈论为人媳的隐忍与知礼（《做媳妇的经验》），她卖弄调解夫妻吵架的机巧（《论夫妻吵架》），她透露“老”与女人生活境遇之关系……凡此种种热门的、边缘的话题，都是作者逞才使气的好场所。这一方面表现了作者的才情和机敏，另一方面又再次体现了作者主观的审美需求：“天地之大，固无物不可谈者，只要你谈得有味道耳……”［②④］。
现实中的苏青是严肃认真、直言无忌的，她虽淡漠超俗、自爱无伤，但坦率明爽的性格及独立不倚的自由主义思想却使她对都市生活的许多恶瘤进行解剖抨击。这种嘲讽式的批判既继承了鲁迅先生对洋场社会国民劣根性批判的传统，也体现了苏青做为市民的特有胸襟和气度。
《搬家》分明是洋场社会“黑吃黑”的一出闹剧；《送礼》则嘲讽了中国文化的“面子”观念及繁缛迂腐无聊的人际关系；《敬凶》则解剖了中国人倚凶凌弱的集体无意识；《救命钱》又分明是对人情冷漠、拜金意识扼杀人性至情现象的愤慨和悲哀。这类散文可归结到鲁迅先生创立的“社会文化批评”类的创作风格中去，它使苏青散文在女性向度上更增加了男性向度的深沉和忧愤。
结语：俗世人生的抒写者，身归何处
苏青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个怪异孤独的存在，她的散文没有冰心散文抒写人生的明丽与柔美，不具备庐隐小说愤世的感伤和哀绝，也不像冯沅君小说造情觅情的炽热与大胆，缺乏丁玲小说作为阶级代言人的社会寓意，更不似张爱玲身为名门之后，以优裕的忧郁和冷静的调侃，去构造具有现代言情色彩的“海派小说”。苏青创作因卖文为生而带有较强的个性操作性，沦陷区政治时局下“海派小品”的兴盛，市民文化趣味的潜在要求，加之作者生活经验的局狭单一，个人情感的俘游与焦虑，境遇的多变与忧危，这使苏青散文更多地带有边缘性、中间性、个体性的显著特点。
鉴于此，不论苏青笔下的女性世界景观，还是其对多味人生的品评，抑或对社会生活的犀利解剖，都不折不扣地打上了市民阶层感情、意愿、趣味的烙印。如果说，冰心这一代女性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是“遵命文学”、“启蒙文学”，隶属“精英文化”，那么，苏青散文则毫无愧色的以其对市民俗世生活、凡俗人生的探索性抒写进入现代文学优秀作家的行列。她的创作分明揭示出了市民文化的某些侧面。苏青用自己独有的“话语”完成了对这部分人生活心灵的探索，她在“左”、“右”两派的夹缝中求生的创作显示出了其散文的独特的文化和历史价值。
苏青散文在创作上追求“平实”。在评价个人的散文成就时，苏青自谓：“假如要勉强替它寻找出一些价值的话，那只有说平实的记录也可以反映这个时代吧。”［②⑤］以红尘男女的面面生活和世俗人生百态曲隐地反映特定时代市民阶层的情趣、态度、追求，塑造世俗形象，这是苏青散文的基本审美特征。
以平实之笔绘写凡俗人生，表现市民阶层对当下问题的关怀，这是苏青散文显在的审美品格。
① ①⑥ ②① 胡凌芝：《苏青论》，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② 苏青：《元旦演剧记》，见《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③ ④ ⑥ ⑦ ⑩ 苏青：《关于我》，见《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⑤ ①③ 张爱玲：《我看苏青》，见《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⑧ 余秋雨：《上海人》，见《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⑨ 苏青《〈浣锦集〉自序》，见《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①① ①⑦ ②⑩ 苏青：《〈浣锦集〉四版小言》，见《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①② 参见黄万华：《沦陷区文学鸟瞰》，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①④ 见《苏青散文精编前言》，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①⑤ 胡兰成：《谈谈苏青》，见《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①⑧ ①⑨ 转引自《荣格心理学入门》，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０、７９页。
②② ②③ 《苏青张爱玲对谈记》，见《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②④ 苏青：《〈天地〉发刊词》，见《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②⑤ 苏青：《〈浣锦集〉与〈结婚十年〉》，见《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