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的故事》写于１９２０年１０月，发表在当年１０月１０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而《阿Ｑ正传》则是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４日开始在《晨报副刊》上连载，至次年的２月１２日全部载完。两篇小说的发表相距仅一年的时间，此时已经步入中年的鲁迅早已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了。我们可以肯定，在这一年之中，作者的思想感情应该是有着内在的延续性的。在《头发的故事》中，鲁迅对于那位Ｎ先生——“假洋鬼子”怀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因为他就是鲁迅自己的化身，难道一年之后到了《阿Ｑ正传》中，鲁迅的思想就来了个大转弯，转而尖刻地揶揄、嘲弄，以为他“特别的讨人厌”吗？
剪掉辫子给鲁迅带来的痛苦之所以刻骨铭心，原因之一就是被人追骂“假洋鬼子”给他带来了巨大伤害。虽然鲁迅在决意剪辫子前对于可能遭遇的麻烦已经有所估计，并且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但是回到绍兴后所遇到的种种侮辱嘲骂仍然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只好“呆在家里，不出去了”。当然，在这之前他也许曾经“横眉冷对千夫指”，甚至手中添出一根手杖向嘲骂者们拼命还击了几回，但是最终，在周围万千阿Ｑ们的嘲骂声中，他还是选择了“呆在家里”，选择了退却。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丝毫无损于鲁迅的形象。他回国后的第二年在绍兴中学做学监，对于学生剪辫的要求他还进行了劝阻。《病后杂谈之余》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况：这时“学生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有很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１０〕。鲁迅当然知道没有辫子好，而且他自己就是一个没有辫子的“新党”。但是鉴于自己剪去辫子后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他还是恳切地劝告自己的学生暂时不要把辫子剪掉，尽管这一片舐犊的苦心在当时并不为学生所理解甚至被误会为言行不一。根据胡愈之的回忆，那时每逢圣诞日，鲁迅也会“戴上假辫发，率领学生向万岁牌跪拜”的〔１１〕，难道我们据此就得出像学生一样的结论，以为鲁迅是言行不一致，并且进而推断出当初鲁迅的辫子“仿佛也并不是那么爽快的剪掉”的吗？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很多的无奈，有时迫于周围的压力，人难免要做出一些看似与自己的信念相违的事情，难道我们就因此而否定他的一切，怀疑他当初的真诚吗？周作人１９０６年去日本之前在上海剪掉了辫子，但那时在上海人家是“分不清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所以大概也不曾遭到嘲骂。直到１９１１年５月在鲁迅的亲自督促下他才回国，所以他大约从来没有体会过被人骂作“假洋鬼子”的屈辱与辛酸。因为“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而在鲁迅看来，革命带来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却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也听不到什么嘲骂”〔１２〕。作为当时剪辫留学生中相对幸运的一个，周作人竟对他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视而不见，甚至做出那样不近情理的推断，其中未免有点隔岸观火的意味。
《阿Ｑ正传》中的钱大公子，留学回国后戴起了假辫子，甚至又重新留起了头发，也实在有着不可言说的苦衷。因为剪掉了辫子，“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家里闹得不可开交……鲁迅当初剪了辫子，虽然在外面遭到辱骂，但在自己家里，家人还是理解他的，甚至他那位做过封建官僚的祖父也并没感到有什么不好。但这位钱大公子就不同了，他不仅要面对外面阿Ｑ们的侮辱与嘲骂，还要面对来自家庭内部母亲和妻子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戴假辫子，甚至又留起了头发，又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呢？难道我们还要跟在阿Ｑ身后鄙夷地骂他“假洋鬼子”吗？相信这绝对不是有着相同经历的鲁迅所希望看到的。在小说中，鲁迅对于这位钱大公子是同情和理解多于厌恶的。不管怎么说，这位钱大公子在当时即使算不得时代的精英，至少也应该算是一位受到过现代思想浸染的新人。真心也好，投机也罢，和阿Ｑ们相比，他更能理解革命的真谛，更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党。
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鲁迅的心态是多面的、复杂的，他的敏感多疑已经是学界的共识。有研究者就曾专门著文指出：“也许因为亲眼目睹的人间的凶险和欺诈太多，以及身体状况的关系，鲁迅的疑心似乎比常人重得多。”〔１３〕从这样一种性格特征出发，敏感多疑的鲁迅他会乐意听到人们连续不断地对于“假洋鬼子”的反感和嘲弄吗？被辱骂为“假洋鬼子”的经历是深深地印在鲁迅心灵深处的一块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疤。《阿Ｑ正传》之后，面对人们对“假洋鬼子”的肆意讨伐与嘲弄，我想鲁迅除了苦笑之外再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感受了。至于鲁迅为什么在自己的小说中用了“假洋鬼子”这一自己永远也不想听到的词语，我想这大概是出于一种自嘲和反讽。就像在与创造社的论战中被斥为“封建余孽”，鲁迅索性就用“封之余”做笔名继续与成仿吾等人论战一样。在《头发的故事》里，鲁迅也借Ｎ先生之口说道：“我呢？也一样，只是元年冬天到北京，还被人骂过几次，后来骂我的人也被警察剪去了辫子，我就不再被人辱骂了……”〔１４〕其中的兴奋自不待言，而一种复仇的快感也流露无疑了。因此，一年之后鲁迅在《阿Ｑ正传》中，重又对那些当年曾经骂过自己“假洋鬼子”的阿Ｑ们进行讽刺与调侃，也是顺理成章的。鲁迅是深恶“十年媳妇熬成婆”的中国式的宿命的，这是他所着力批判的国民性的一部分。１９２１年，当他已经可以堂堂正正地在大街上走路，不用担心被骂作“假洋鬼子”时，他会至此反戈一击，对着当年和自己有着相似境遇的钱大公子或者就是当年的自己狠狠地戳上一刀吗？因此我以为，当我们揪着鲁迅说他“像一个刘海仙”这句话不放，并且大张旗鼓地对“假洋鬼子”进行批判时，我们就背离了鲁迅的原意。也许正因如此，直到１９３６年７月鲁迅去世前的３个月，他还说：“《阿Ｑ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１５〕鲁迅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周作人对这篇小说所作出的解读。
事实上，这位钱大公子也理应进入鲁迅对现代知识分子描写的画廊，同狂人、孔乙己、魏连殳、陈士诚、高尔础等人并列成为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群像中的一员。同这些已经广为人知的知识分子形象相比，“假洋鬼子”自有其独特的一面。他进过洋学堂，并且赴日本留过学，接受了现代思想的洗礼，后来回国后，他在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巨大的压力下，被迫重新留起了辫子。但当革命风暴到来时，他又立刻投身其中了。但是受当时领导者革命理念的影响，还因为个人之间的矛盾恩怨，他对于曾经辱骂过自己的阿Ｑ的革命要求采取了不理睬的态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说，“假洋鬼子”的形象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有着某种普遍意义的。辛亥前后回国的留学生中，有着和“假洋鬼子”类似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在《病后杂谈之余》中鲁迅曾经提及上海有一个专门装假辫子的专家，“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的留学生都知道”〔１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上“假洋鬼子”实在是一个不小的群体。因此，我们可否这样理解：有着若干自况意味的“假洋鬼子”形象，其实是鲁迅对自己笔下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群像的一种丰富和补充。
注释：
〔１〕张梦阳：《〈阿Ｑ正传〉·“鲁迅人学”·阶级论》，载《鲁迅研究月刊》１９９８年第１０期。
〔２〕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３９页。
〔３〕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００页。
〔４〕程致中：《寻找精神的家园——思想者鲁迅论》，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页。
〔５〕周作人曾经指出：“《头发的故事》也是自叙体的，不过著者不是直接自叙，乃是借了别一个人的嘴来说这篇故事罢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４１页。
〔６〕〔７〕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周建人口述，周晔整理），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７７～１７８、１８０～１８１页。
〔８〕〔１０〕〔１２〕〔１６〕鲁迅：《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鲁迅全集》卷六，第１９１～１９３页。
〔９〕〔１４〕鲁迅：《头发的故事》，《鲁迅全集》卷一，第３２８、３３０页。
〔１１〕胡愈之：《我的中学生时代》，见１９３１年６月《中学生杂志》第十六号。当时署名“愈之”，“我的中学生时代”是栏目的名称，同期发表的还有章克标、尤墨君、夏丏尊三人的文章。
〔１３〕参见杨守森主编：《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绪论部分，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８页。
〔１５〕见１９３６年７月１９日鲁迅致沈西苓信。转引自《鲁迅年谱》卷四（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６５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