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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绘得萧红影(1)-文化研究
来源:  作者:桑农  点击:次  时间:2001-09-07 00:00于哲学网发表

   然而,萧红的这一选择,遭到几乎所有朋友的非议。当她和端木蕻良到胡风家告知他们现在的关系时,胡风夫妇既不感到突然,也没有任何表示,连句祝贺的话都没有。胡风私下则对萧红说:"我们做朋友的为你能摆脱精神上的痛苦是感到高兴的。但又何必这样快?你冷静一下不更好吗?"这很伤萧红的自尊心,从此也就与胡风疏远了。老朋友高原从延安来到武汉,见到萧红,对她与萧军离异也表示不满,批评她处理自己生活问题上太草率,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萧红对此十分反感,说高原从延安回来,学了几句政治术语就训人。
  萧红有过到延安的打算,而最终没有成行,这也令很多人感到遗憾和困惑。被普遍接受的解释是,因为不愿在那里遇到萧军。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理由,可仅仅为了躲着前夫,就放弃了原定的计划,也说明那个地方对她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舒群曾试图劝她去,据说两人为此争吵了一整夜,也没有结果。他们争吵什么,没有记载,恐怕不会只是为遇到萧军怎么办这类问题。从萧红一贯的思想看,她更关心的应是坚守作家的"岗位"。随端木蕻良之后去了重庆,接下来双双飞往香港,后来还打算前往新加坡,这都是战争形势所迫。她只是想寻求一个安宁的写作环境,专心于她的文学事业。季红真《萧红传》里分析说:"她宁肯离群索居,过着孤独的生活,这反映了她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一直被看作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其实,她原是一位纯粹的自由主义作家。
  萧红固执己见,未去顺应"时代的潮流",自然会被排斥在"宏大叙事"之外。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甚至事隔半个多世纪,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依然如影相随。最典型也最有影响的,是茅盾《〈呼兰河传〉序》里的"寂寞说":"萧红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心境是寂寞的。……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她这个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工农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不感到苦闷而寂寞?"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孙犁的意见仍是这一思路。其《读萧红作品记》中写道:"她的道路,也可能有因为不太关心政治,缺少革命生活的实际和锻炼,在失去与广大人民共同吐纳的机会以后,就感到了孤寂,加深了忧郁,反映在作品中,甚至影响了她的生命。"茅盾也好,孙犁也好,希望萧红所走的,无疑是萧军走的路。可试想,萧红果真如此,就不再"寂寞"了吗?
  据骆宾基《萧红小传》记载,萧红临终前在一张纸片上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有人说,这体现了她"不平和反抗"的性格。但她有什么"不平",又在"反抗"什么呢?早年,家庭乃至家族的压迫,汪恩甲家人的干预,都引起她过激的反抗,这自然可以说成是反抗旧的封建势力。与萧军一起逃离东北,经鲁迅推荐蜚声文坛,她也一度备受青睐。让她愤愤不平的,一在感情生活方面,一在文学创作方面。关于前一项,已经说得很多了;关于后一项,注意到的人却很少。事实上,萧红打破文学陈规的创作,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批评。
  鲁迅去世后,萧红与胡风等人过从甚密,也可以说属于一个文学圈子。胡风要办一份刊物,取名《抗战文艺》,萧红不喜欢,建议改成《七月》,这才有后来文学史上"七月派"的称谓。然而,萧红与胡风的思想分歧很大。《七月》上刊登的一些座谈会发言记录,就有这方面的内容。1938年1月的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留在后方写不出反映抗战生活的作品,萧红反驳说:"我看,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比如躲警报,这也是战时的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我们上前线去……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胡风插话道,恐怕你根本没有想到抓,所以只好飘来飘去。萧红接着说:"譬如像我们房东的姨娘,听见警报响就骇得打抖,担心她的儿子,这不就是战时生活的现象吗?"同年4月的座谈会上,萧红尖锐地指出:"胡风对于他自己没有到战场上的解释,是不是矛盾的?你的《七月》编得很好,而且养育了曹白和东平这样的作家,并且还希望再接着更多地养育下去。你也丢下《七月》上战场,这样是不是说战场高于一切?还是在应付抗战以来所听惯了的普遍口号,不得不说也要上战场呢?"
  萧红与胡风争论,实际上也是对当时主流话语的抵制。除了胡风,还有许多重要的左翼作家对萧红的文学创作不满。前面提到的,茅盾所写的《〈呼兰河传〉序》里,批评的篇幅就远远超过了赞扬的部分。序文中质疑道:"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1938年4月座谈会上萧红的发言,正好有一节与之相应:"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看来,对别人可能有所指责的地方,她不是不晓得,而在她心目中那正是自己追求的。她的文学理念超越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因而也就不能被同时代人所理解。
  当误解来自身边的人时,萧红的心里则受到更大的刺激。有一次,她躺在床上休息,萧军他们以为她睡着了,议论道:"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结构也并不坚实。"她为这背后的轻薄而伤心,竟然离家出走。端木蕻良对她的文学创作算是十分推崇了,可也有所不屑。据靳以回忆,萧红拿出《回忆鲁迅先生》的稿子给他看,端木蕻良抢过来瞧了几眼,便鄙夷地嘲笑起来:"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萧红难堪地红了脸,气愤地说:"你管我做什么,你写得好你去写你的,我也害不着你的事,你何必这样笑呢?"后来,《回忆鲁迅先生》发表时,端木蕻良还强行代笔写了一段附记:"右一章系记先师鲁迅先生日常生活的一面,其间关于治学之经略,接世之方法,或未涉及。将来如有机会,当能有所续记。"治学和接世固然应该写,但那恐怕不是萧红所长。
  萧红的作品不被普遍看好,也因其艺术形式的前卫性,即鲁迅当年敏锐指出的"越轨的笔致"。聂绀弩曾鼓励她说,鲁迅讲你比谁都更有前途,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萧红立刻打断他的话:"又来了,你是散文家,但你的小说却不行。……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后来,她对骆宾基也说过同样的话:"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在创作上应该走自己的路。有的人认为小说就一定写得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其实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也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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