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世纪20年代末的现代文学创作明显表现出青年知识分子的严重精神危机。这种被称为“时代苦闷”的精神危机具体包含着三层意蕴：社会疏离感、精神漂泊感和人生幻灭感。从这种精神危机切入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理现实，不仅可以透视出这一危机所蕴含的思想深度、文化厚度和历史纵深度，还可以揭示出引发精神危机的主要原因——20年代末期青年知识分子的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现代思想观念，与严酷的社会现实发生错位，并且可以清晰地触摸到现代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内在思想路径，充分理解左翼文学产生的深在思想原因。

    为何出现左翼文艺运动?既有的研究似乎已经做了较全面和深入的探求。林伟民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全面论述了“左翼文学思潮的发轫及其历史成因”：急遽发展的政治情势、现代转型的社会焦点、民族危机与时代使命、世界性的激进趋向、共产党对文艺的重视，等等①。旷新年的《1928：革命文学》则从民族危机与政治危机、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等方面分析左翼文艺运动的原由②。应该说它们与以往的研究成果比较，或者更加全面或者具有新的拓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种全面与拓展在思维向度上却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具体地说，他们仍然运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常用的方式，重点探寻这一文学现象的外部原由，而忽视文学现象的内在发展脉络，缺乏文学思想史的视角。艾晓明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倒是采用内在视角，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从中外文学关系入手探讨它的起源，不过她着重梳理的是左翼文艺理论和批评，而没有从文学创作方面探究其来龙去脉③。

    美国学者迪克斯坦认为，“艺术存在于互相联系的种种社会意义之中，但从外部去记述这些意义是徒劳的，因为它们是由具有自身逻辑和严格的形式特征来传播的”，因而文学史家的职责是通过文学创作去探寻时代的生活感受和情感特征，揭示其自身演变的奥秘④。虽然这种观点不无偏激，但却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左翼文艺运动的出现，固然有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原由，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它作为一种政治倾向性异常鲜明的

    文艺思潮，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但是，它毕竟是一种文艺思潮，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向不仅与社会政治秩序的危机联系在一起，更与他们的生存情境与心灵秩序的危机密切相关。而且最能代表他们精神危机症状的理应是他们的文学创作，因为文学作品不仅表现出显在的思想情感，还潜藏着隐秘的集体无意识。因此我认为，遵循现代文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审视20年代末文学创作中耐人寻味的精神危机，揭示这一危机所蕴含的思想深度、文化厚度和历史纵深度，可以充分理解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心理裂变征兆及深在思想原因。

    一般而言，人们把这种精神危机笼统地称为“时代苦闷”，但这种苦闷的具体意蕴及症结是什么呢，却语焉不详⑤。我认为，青年知识分子的“时代的苦闷”至少包含三层意蕴：社会的疏离感、精神的漂泊感和人生的幻灭感。为了详尽阐释这些意蕴，我例举了四部代表作：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年），茅盾的《蚀》（《幻灭》、《动摇》和《追求》，1927—1928年），柔石的《二月》（1929年），田汉的《南归》（1929年）等。之所以选择上述作品，是因为它们满足以下四个条件：一是产生于20年代末期；二是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青年知识分子，或者说小资产阶级形象；三是表现出相似的“时代的苦闷”；四是作者在创作它们后不久便投身左翼文艺运动。一社会疏离感我们从上述几部作品中可以发现，这些主人公都是转型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受五四新文化感召，并从传统文化体制中挣脱出来的真正意义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与中国传统社会士绅阶层的显在差异在于，他们不再是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基本稳定力量，而是具有强烈的社会疏离感及怨恨情绪的青年知识分子。

    从理论上讲，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绅阶层比较，其社会文化地位和影响并不会因为社会的转型而降低，随着新型学堂、报刊杂志以及各种自由结社所形成的学会和社团的涌现，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现代知识分子应比传统社会士绅阶层拥有更为宽广和自由的生存空间与人生选择。然而，上述作品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却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被抛出了社会的正常轨道。《追求》中的张曼青、王仲昭等无论怎样执着地追求，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位置，不能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同，从而陷入了生存与心灵的双重困境。他们的失败人生应验了章秋柳的预言：“我们这一伙人，都是好动不好静的；然而在这变动的时代，却又处于无事可作的地位。……我们的热血是时时刻刻在沸腾，然而我们无事可作；我们不配做大人老爷，我们又不会做土匪强盗；在这大变动的时代，我们等于零，我们几乎不能自己相信尚是活着的人。”⑥那么，他们人生困境及怨恨情绪的深层缘由究竟什么呢?

    张灏先生认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困境主要源于他们社会政治地位的边缘化⑦。中国传统科举制度的终结，从体制上截断了现代知识分子直接进入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通道，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潜存的传统儒家的入世精神，与通过政治实践实现道德理想的使命感，不但没有因此消解，反而因为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更加强烈。换言之，一方面他们通过兼济天下来实现自我价值的入世情怀由于转型社会种种危机的刺激而加强，思想情感中透露出浓重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与之相关的拯世济民的能力却下降了。这种社会参与诉求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心理张力，促使他们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产生强烈不满，并产生出“差异比较”的怨恨情绪⑧。而且，近代以来的屡次社会革命的结果，即从民国初年代议制度的流产、五四的退潮到大革命失败的严酷现实，都无法改变他们边缘化的现状，他们进而疏离主流社会。由此可见，他们是拥有自由选择权利的一代，但他们获得的自由似乎是一种被主流社会抛弃的自由，一种在现实社会找不到人生位置的自由。

    由于他们无法有机地融入主流现实社会，被迫地依赖自己，祈望凭据自我价值与社会抗争，所以背井离乡往往成为他们想象中的伟大证明⑨。《二月》讲述的是一个回归与离去的故事，萧涧秋回归芙蓉镇，幻想用故乡的宁静抚平漂泊人生的心灵褶皱，然而严酷的现实很快就击碎了他最初的美梦。他对文嫂一家的同情和与陶岚的爱情，引发了芙蓉镇的流言蜚语；文嫂在种种生存压力逼迫下选择了自尽。由这些生活事件而产生的人生烦恼和心灵重负使他不堪承受，只有选择再次出走。萧涧秋的遭际表明，他与芙蓉镇格格不入，其自身选择的本质解释与普遍沉滞的文化现实相分离。具体地说，他特立独行的人道主义思想与爱情自由的观念，属于五四新文化思想，而他置身于其中的作为中国乡镇社会缩影的芙蓉镇，却仍然被沉滞的传统文化习俗统摄。而且在相对立的文化情境中，他坚信自己的无辜，并把所有不幸的现实境遇统统归罪于停滞的社会，通过与世俗社会对立的方式来认同自我，表现出明显的“单向作用”的怨恨情绪⑩。因此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有的希望和理想在这种现实社会不过是空中楼阁，只有通过再次离弃的方式来抗争，也只有重新出走才能寻求到新的社会实践方式。这无形中将他们推进背离现实社会的叛逆思想方向。

    由此可见，处于转型时期的下层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不满于以政治为表征的主流社会，进而疏离；也不满于以文化为表征的世俗社会，进而离弃。他们是游离于现实社会并具有叛逆精神的社会群体，因此与既反政治体制又反传统文化的左翼运动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萧涧秋在离开芙蓉镇的前夕，看着从他身边走过的母子，若有所思：“莫非这样的妇人与孩子在这个国土内很多么?救救妇人与孩子!”11这是一种预兆——他们的道德理想与文化批判，必将僭越思想文化领域而介入社会实践的领域，衍变为一种旗帜鲜明的政治反抗运动。或许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重新建立与他人及世界联系的某种方式；怨恨主体因社会政治与社会文化的双重疏离而生成的边缘化焦虑，以及找不到途径释放而不得不隐忍的压抑，才统统可以在神圣的理想和伟大的事业中消解。

              二  精神漂泊感

    不少人认为，五四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思想运动导致了现代社会的道德失范和信仰危机。持这种观点的人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失范的根本原因——传统价值观念在现代转型的社会日渐失去维系道德精神的文化功能。这一点连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陈寅恪先生都不否认：“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12当然，这倒不是说传统文化完全失去了思想价值，而是说五四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传统价值体系无法化解因现实生活的震荡而引发的各种思想情感的焦虑，因此他们不惜用激进的方式，断然在思想范式上改弦易辙，引进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思想文化观念，以此填补因抛弃传统文化而遗留的思想真空。

    然而，仅仅十余年的光景，现代思想观念还不曾在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形成坚固的精神基座，形成个体人格雕像的坚实支撑，却又重新遭遇自我认同的精神危机。何谓自我认同?简言之，自我认同就是回答和解决“我是谁”的问题，即确立自己存在意义的问题。一般而言传统社会的个人不会产生认同危机，因为个人出生伊始就在社会领域拥有一席明确的位置和人生方向，既有的规则和义务支配着个人的社会生活。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一样，被认定为不言而喻和天经地义的真理，个人作为其中的一分子具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因而不会产生个体生存意义上危机。然而，现代社会却把个体从种种的社会依附与权威信仰中解脱出来，在给予个人自由的同时也让个人担负起自我选择的责任，使个人倍感孤独和焦虑。尤其是身处动荡不安的20年代末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毕竟是中国最初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思想文化的个体人格雕像无力抵御外部世界的各种冲击，柔弱的心灵因无力承受叠加的思想文化重负而产生自我认同危机，从而生发刻骨铭心的漂泊感。

    从上述作品可以发现，主人公无一例外地都是人生旅途的漂泊者，具有明显的波希米亚人特质。一方面，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始终指向终极意义的理想境地，正像萧涧秋所吟唱的《我心在高原》：“我心在高原，/离此若千里；/我心在高原，/追赶鹿与麋。/追赶鹿与麋，/中心长不移”13。另一方面，他们又苦于找不到抵达精神归宿的路标，诚如萧涧秋的《青春不再来》：“荒烟，白雾，/迷漫的早晨。/你投向何处去?无路中的人呀!//洪蒙转在你底脚底，/无边引在你底前身，/但你终年只伴着一个孤影，/你应慢慢行呀慢慢行。……”14尽管归宿不知何处，但一旦上路，他们就既不愿回归旧梦也不愿在现实中沉沦，想以生命力的余烬在迷乱灰色的人生发一星微光。从这种意义上讲，他们在获得独立意识的同时也付出了迷茫痛苦的代价，注定是从痛苦中收获的知识分子。

    在这种情境中，也许故乡与爱情可以慰藉他们因漂泊和彷徨引发的心灵孤寂。可是真正的故乡消失在逝去的时间里，只留存在情感的记忆和想像之中，因为它是用往昔的热情和亲人的温馨装点的地方；纯洁的爱情固然与具体的对象联系在一起，但具体的对象又是无拘无束的自由人生的羁绊。因此，对于漂泊者来说，故乡和爱情不过是将养疲惫心灵与回避现实的生命驿站，而不是自由心灵的精神归宿，一旦它们由想像而变成现实，他们便会感到幻灭和负重，仍将继续漂泊。正像《南归》剧中诗人的独白：“我孤鸿似的鼓着残翼飞翔，/想觅一个地方把我的伤痕将养。/但人间哪有那种地方，哪有那种地方?/我又要向遥远无边的旅途流浪。”15经历过芙蓉镇变故的萧涧秋依旧想漂泊：“人说光明是在南方，我亦愿一瞻光明之地。又想哲理还在北方，愿赴北方去垦种着美丽之花。”16其实，这里的漂泊更多地喻指精神归宿的迷失与追寻，因此渴望回归又无家可归、寻求爱情又逃避爱情，成为时代青年彷徨苦闷的精神表征。正是这种精神上的漂泊和孤独，需要慰藉而又不愿失去自由的矛盾痛苦，表现出特定时代知识青年普遍性的生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