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40年代的冯至在写作内容、生活方式和思想取向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整个40年代，冯至的思想、创作与里尔克、歌德和杜甫密切相关。经由他们，冯至克服了战争带来的生命的孤独感、虚幻感，他的目光从抽象的学理探索转向了现实生活，开始思考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关系。当同时代的许多作家还在为陌生的新时代的到来而不安时，冯至却在个人与集体、个人与时代之间迅速地找到平衡点，几乎无所滞涩地迎接着这个群体时代的到来。
20世纪40年代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都是十分艰难的十年。在由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构成的这十年间，中华民族经历了痛苦的离乱生活和复杂的情感转折，最终迎来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对于冯至来说，这十年也是他一生最为复杂、最为关键的十年。在40年代最初的三年，他先后出版了诗集《十四行集》、小说《伍子胥》、散文集《山水》，登上了文学创作的高峰，从1943年开始，他的文学创作几乎停止，转而开始专注于充满时代气息的杂文写作。在写作杂文的同时，他走出个人内心的沉思开始介入社会生活，他做演讲、参加文学社团活动，参与民主活动，可以说，这时的冯至在写作内容、生活方式和思想取向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①。1946年7月，冯至返回北平。从1946到1949年三年间，冯至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取向更加复杂。一方面，冯至一反惯常的低调作风，与一批自由主义作家保持了比较密切的来往。尽管此时的北平无论是社会氛围还是生活条件与30年代都大相径庭，
但是文人交游的本性并没有变化。那时冯至与朱光
潜、沈从文等十几位北大教师同住在中老胡同33号院，闲暇时常常一同逛逛门庭冷落的书肆和依然美丽如画的西山，交流文学观点，谈谈时局现状。任教于南开大学的卞之琳则时常来往于平津之间，在北平时经常借宿于冯至家中。废名长子冯思纯在回忆复员后他们的北平生活时说：“北大教师朋友间经常互相拜访，我家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尤其是晚饭后。谈话内容主要是就学术问题进行讨论，交流意见，当然还会涉及对时局的看法。”冯至与杨振声、沈从文、俞平伯、朱光潜、林庚、卞之琳、常风、袁可嘉等都是家中常客②。1948年七八月间，杨振声、冯至、沈从文、朱光潜等还同去颐和园“霁清轩”消夏，他们一起在山中“魏晋”，享受着最后的悠闲生活③。
各种文学聚会之外，冯至与沈从文、朱光潜等自由主义作家一起积极创办各种文学刊物，宣传自由主义的文学主张、提倡独立的文学创作。1946年12月，冯至与杨振声、沈从文、朱光潜等人编辑出版了杂志《现代文录》。该杂志以杨振声提出的“融会贯通的创新精神”作为编辑方针，编辑目标则直接指向了“创作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艺”④，较高的文学品位使它很快便成为“北方文化复员与文学运动展开的第一面旗帜”⑤。不久，冯至又参与了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和《文艺》的编辑，并留下了详细地有关稿费计算和寄送的纪录。1947年6月以“采取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态度”，“树立一个健康底纯正底文学风气”为原则的《文学杂志》复刊，冯至与夫人姚可共同担任了杂志的编辑委员。可以说，冯至积极投入到当时北平最为重要的文学圈子，为他们共同追求的自由主义的文学理想添砖加瓦。
一向处在文坛漩涡边缘的冯至此时也偶尔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喊出自己的主张。例如，40年代后期，随着文学一元化进程的推进，从阶级斗争出发的政治批判逐渐压倒了从文学创作出发的文学批评，政治定性成为文学批评的“排头兵”。冯至发表了《批评与论战》，用纯学理讨论的方式强调批评与论战的严格区别，客观上却对批评家对写作的横加侵犯，给予了积极的驳斥。到了1948年的2月，冯至因为被其宣称的民主自由原则的吸引而参加了后来备受批判、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
另一方面，在解放战争后期，北平围城前后，冯至几乎是毫无抵触地接受了共产党政权，并且非常顺利地融入到了新的社会秩序中去。1949年2月，在解放军进入北平的入城式上，冯至站在了欢迎队伍的“前列”；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冯至担任了北平代表团副团长，在《写于文代会开会前》一文中，冯至几乎是欢欣鼓舞地表达了自己对于新时代的渴望。从此，冯至开始活跃于当代文坛，成为50—60年代重要的文化活动家之一。
两相对比之下，我们不由得对冯至的巨大转变充满好奇。造成这种转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政治力量下的生存压力还是真诚的理解和接受?是单纯的政治热情还是经过了冷静的深思熟虑?同时这种转变对于冯至有何意义?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从三个伟大的文人谈起。
一从里尔克、歌德到杜甫在整个40年代，冯至的思想、创作与三位伟大的文人有关。其一是里尔克，其二是歌德，其三是杜甫。就接受美学而言，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者总是出于自己的某种需要去接受某个作品或某位作家，以及同一阅读对象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象，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其加以理解和整合。反之，我们也可以根据阅读者对作品、作家，以及同一阅读对象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象的选择，来推断阅读者自身的精神世界和生命追求。对于40年代的冯至来说，在里尔克身上他学会了忍耐，学会了在寂寞中艰难前行。从歌德那里他领悟到了“向外又向内的生活”，在杜甫的诗歌中他感受到了一个关注时代、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人的伟大。而这些选择和接受帮助冯至克服了由于战争所带来的生命的孤独感、虚幻感、脆弱感，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关于个人与群体、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的困惑，同时也为他未来将要面对的选择和决断铺好了路。从20年代以来，冯至一直是里尔克的崇拜者。在纪念里尔克逝世十周年的文章中，冯至称里尔克是他在“最寂寞、最彷徨”的时候的伴侣，在为文和为人两方面都给他以极大的启示。里尔克那种克制情绪，“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从浩无涯涣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岳”的艺术风格给了冯至极大的启发；而里尔克“像是佛家弟子，化身万物，尝遍众生的苦恼一般”在“永恒的寂寞”中体验人生的生活方式，也让冯至赞赏不已⑥。如果说1930年代的冯至在里尔克那里得到的是“如何成为‘寂寞的个人'而获得对真实存在的理解”⑦，那么，进入40年代，在民族存亡的战乱中，冯至对里尔克有了新的认识。里尔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前战后的一段时期的“沉默”，在1930年代被冯至一笔带过，此时却成为冯至关注的重点。冯至指出，里尔克“十年的沉默”并不是放弃：“他看着世界一切都改变了形象，他在难以担受的寂寞里，深深感到在这喧嚣的时代一切的理想都敛了踪迹，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他锐利的目光无时放松时风的转变，他只向他的友人们倾吐他的关怀。”⑧冯至认为，表面看来，里尔克“已在紊乱的时代前退却”，但是“他当时对于人类所有的关怀并不下于指挥三军统帅在战场上所用的心机”。他说，尽管外部世界“任何一件不合理的事”都使里尔克感到“深切的痛苦”，但是他满怀着“从事于真实地改变和革新的意志”，在等待着，在准备着，要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分担”自己的责任。
冯至总结道：里尔克这“十年的沉默”是一种“隐伏”，其目标则是“暗自准备将来的伟大工作”。在一战结束后，经过长久的探索和彷徨，里尔克的十年的痛苦和沉默得到了升华，以《杜伊诺哀歌》和《十四行致莪尔菲斯》成就了一代新风。里尔克这种“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的精神深深地吸引了冯至，他由此而推进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相信“中国这么大，人口这样多，其中只要能有一千个真实努力工作的人，中国就会有办法”。他把希望寄托在那些“不顾时代艰虞，在幽暗处努力的人们”，把他们看作是一片“混沌”中的澄清剂，在混沌过去之后，“他们心血的结晶就会化为人间的福利。”
“人需要什么，就会感到什么是亲切的。里尔克的世界使我感到亲切，正因为苦难的中国需要那种精神。”此时的里尔克，无论是在个体的生活抉择，还是在个体意志与国家民族的群体利益的取舍方面，在在提示着冯至：一个人在巨大的社会变动中，在真伪混淆的社会里可以怎样的生活，怎样“忍受着现实为将来工作”，在保有自我的同时又不放弃自己的责任。
歌德可以说是冯至一生的朋友。从40年代初翻译俾得曼的《歌德年谱》，冯至开始了对歌德的研究。他称赞歌德的《浮士德》和《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是两部“生活教科书”⑨。在歌德的作品里，他“领悟到一些生活的智慧”，寻找到了调节外部人生和个人内在思想的依据⑩。如果说，里尔克是以一个纯粹文人式的自我倾述使冯至体悟到了如何在人生近乎宿命般的“寂寞的深处寻得一条出路”11，那么歌德则是以哲人的睿智在抽象的哲思层面引导着冯至如何完善个人人格，“如何审视人生”12。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冯至在1940年代所接受的歌德，与他在二三十年代接受的歌德并不相同13。在变化多端的战争年代，“经常感到有抛弃旧我迎来新吾的迫切需求”的冯至14，抛弃了自己在二三十年代所接受的“维特式的歌德”，转而对步入中年以后的变得更为保守的歌德充满兴趣。
1940年代的冯至，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歌德的思想：“蜕变论”、“反否定的精神”、“向内又向外的生活”15。这三重思想在创作中、生活态度上、在生活方式上都对冯至有着极大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歌德作品中的人物“体现一个共同的思想：人在努力时总不免要走些迷途，但只要他永远自强不息，最后总会从迷途中‘得救'，换句话说，人要不断的克服和超越自我。在抗日战争艰难的岁月里，他们给了我不少克服苦难、纠正错误的勇气”16。“蜕变论”与“反否定的精神”重点在于人格的塑造与主体意识的丰富和发展。它强调人的一生应当是在不断超越自我和自我否定中发展和变化，从冲突中求和谐，从片断达到完整，经过无数迷途，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在冯至1940年代初期的三部作品中，《伍子胥》中的“蜕变”、“决断”、《山水》中的“承担”、“忍耐”和《十四行集》中的“承受”、“变”等命题都显示出了“蜕变论”与“反否定的精神”思想的影响。如果说“蜕变论”与“反否定的精神”主要关涉个体的内在生存状态，“向内又向外的”生活则强调了个体与外部世界变化间的互动关系。“向内又向外的”生活要求人们既要走出个人的内在空间，保持与外界的联系，从外界汲取营养，积累经验；同时又能与外界事物“断念”，返回个人的内心世界，并将外在的经验化为内在的智慧。
1943年前后，冯至到达了文学生涯的最高峰，这个高峰是他“沉思”生活的结晶，同时也是他一个生命段落的结束。在此之后，冯至迎来了一种新的生活，在这一个生命段落中，“向内又向外的生活”法则对冯至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歌德也因此而被冯至描绘出一种“入世”的生活姿态。冯至曾这样概括他对歌德的生活经历的理解：“歌德在他的一生中努力向外发展，担任行政工作，观察自然万物，与同时代人有广泛的交往，但也经常感到有断念于外界事物、返回内心世界的需要”。这种“向外追求与反求诸己，这两种力量互相轮替、互相影响，日益提高和加深了歌德的思想”，也给面对纷繁复杂的时代生活、内心中充满了困惑和矛盾的冯至以更大的启发17。
进入40年代的中后期，冯至的注意力开始由歌德转向了杜甫。这种变化不是单纯的学术兴趣的转移。他关注杜甫，因为他关注这个时代，关注现实。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处境的恶化，现实压迫的日益加深，另一方面，可以说是他接受里尔克的“忍受着现实为将来工作”、歌德的“向内又向外的生活”的必然结果。如果说，里尔克和歌德是从西方人文主义精神体系延续而来的思想巨人，杜甫则是冯至从两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找到的一个纯粹中国式的样板。共同的文化脉络使杜甫更易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同。
冯至认为，杜甫对于这时代的中国人，亦师亦友。一方面，处于这一时代的人们在现实经验上和情感体验上与杜甫具有相同之处，从而引起“共鸣”，更重要的是，这一个时代正缺乏杜甫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需要他来补充”18。
经由杜甫，人们可以更深切地咀嚼现实的苦难。冯至写道：“抗战以来，无人不直接或间接地尝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带来的痛苦，这时再打开杜诗来读，因为亲身的体验，自然更能深一层的认识。”在冯至看来，杜甫的诗作中展现的征役之苦、赋敛之繁、流亡者的心境，贫富过分悬殊的不平，以及一个分裂的民族在战时所遭逢的必然命运等等，也正是现时代的中国人所经历的血和泪。杜甫的诗歌说出了一般变乱中人民所蒙受的痛苦，因此得以在千年之后获得“再生”。
接着，冯至开始思考“为什么与杜甫同时而又与杜甫同享盛名的李白与王维就不能这样替我们说”?在杜甫传记的写作中，他一反前人的研究思路，把探索“诗人的人格是怎样养成的”作为写作目标，研究杜甫承受了什么传统，有过怎样的学习，在他生活里有过什么经验，致使他而不是另一个人写出这样的作品。冯至表示他要从杜甫的诗歌和经历入手，“以唐代的山川城市为背景，画出一幅广大而错综的社会图像，在这图画里杜甫是怎样承受了、担当了、克服了他的命运”19。
“承受”、“担当”、“克服”这一系列词语既是冯至切入里尔克、歌德的关键词，同时也在这一时期的冯至文学创作以及杂文和政论文章中反复出现，可以说是了解冯至对于个体生命历程，以及存在、死亡等诸多命题的思考的主题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冯至是把杜甫作为一个勇于在乱世之中“承受、担当、克服”个人命运的范例来看待的，在冯至看来，研究杜甫可以从中领悟到一个有道德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乱世之中应当如何生活。他认为，杜甫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所具有的一种在艰难中执著的精神：“宁愿自甘贱役，宁愿把自己看成零，看成无，——但是从这个零、这个无里边在二十年的时间内创造出惊人的伟大。……这里边没有超然，没有洒脱，只有执著；执著于自然，执著于人生。”20这种在艰难中执著的精神渗透在杜甫所有的作品，甚至那些描写大江落日的山水诗中。在冯至看来，杜甫的“执著”具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杜甫“宁愿把自己看成零，看成无”，他首先自觉地把自己普遍化、日常化，用一颗平常心去体验生活、把自己融入时代。其二，这种“执著”促使杜甫勇敢地直面人生，尽管杜甫对于隐逸的生活不但称赞，有时还羡慕，“但是他不能这样生活”，他选择了“毫无躲避地承受这些‘艰难'”。冯至称赞说：“中国的自然诗很多，但是有谁写过像杜甫从秦州经同谷到成都一路上那样的纪行诗，使人‘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的呢?这是一段艰险的路程，这些诗不仅是用眼看出来的，也不是用心神写出来，而是用他饥饿的身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他认为“就是这一部分诗也足足抵得住一个整个的王维”。
正是这种在艰难中执著的精神使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像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冯至感慨道：“我们所处的时代也许比杜甫的时代更艰难，对待艰难，敷衍蒙混固然没用，超然与洒脱也是一样没有用，只有执著的精神才能克服它。”至此，冯至得出了结论：“我们需要杜甫”，这时代需要杜甫。
从里尔克、歌德到杜甫，我们可以清晰地整理出一条从个人走向社会的精神史线索。里尔克是充满了“伟大的孤独”的“个体”诗人。而歌德则在个人人格的完善与外部世界的变动之间建立了一种互动关系。至于杜甫，冯至从他身上看到了个人如何更为彻底地融入时代，成为“人民的喉舌”。三者对于冯至的影响是相互交错的。里尔克和歌德的声音则几乎贯穿了冯至在整个40年代的思考，构成了冯至精神世界的基石，成为他一生的朋友。当个人思想与时代社会冲突的加剧，里尔克和歌德逐渐隐退，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杜甫传》的写作中去。尽管如此，里尔克和歌德并没有消失，他们转化一幕背景，一种底蕴和氛围，萦绕在冯至的心底，与杜甫一起，推动着冯至面对个人的人生困惑，做出他的人生抉择。随着抗战末期的来到，国内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日益显明。时代的压力成为现实的存在，它触手可及，令人窒息，冯至开始从生活细节中感受着特殊时代的特别氛围，他的目光从抽象的学理探索转向了现实生活。对个人人格的完善与外部世界之间互动关系的思考演变为更为直接更具现实性的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关系。二工作而等待：个人与群体的融合在抗日战争形势日益严峻、生存遭到严重威胁的情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再也没有窗明几净的书斋，再也不能从容缜密的研究，甚至失去了万人崇拜的风光”21。在民族存亡的挣扎中，中国知识分子艰难地思考着生命的意义和时代的使命。
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下，作家被要求放弃自我，融入群体，为抗战而写作，“那种没有现实性的个人抒情小诗，早已失掉了它的存在理由，而只好同木乃伊为伍了”一类对文学创作提出的道德宣判比比皆是22。而作家的艺术自律，对个性的表现和追求与时代的群体性、一致性取向构成了一对矛盾。如何在艺术良心和民族的道德良知之间做出“决断”，是摆在所有作家面前的令人痛苦而又困惑的难题。
战争的残酷现状使中国人民的民族和国家观念膨胀，并对群体意识表示了认同，开始强调群体意义和价值。在绵延不断的战争和社会动荡中，走出自我转而认同群体意识，成为了一种潮流。
朱自清从社会学意义上认识到“个人”与“社会”的不可分隔：“个人”是作为“社会分子”而存在的，“个人”的生活本质上还是一种“公众生活”。就当前中国的战争现实而言，这种生活又是一种“政治生活”23。何其芳在亲眼目睹广大农民的悲苦生活后，灵魂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为自己曾经是一个精致的诗人而真诚地忏悔，选择了与自我的世界告别，让自己消失在集体和社会里，就像“一个小齿轮在一个大机械里和其他无数的齿轮一样快活地规律地旋转着”24。延安归来后的卞之琳则以两个相互对立的意象“海”与“泡沫（浪花）”的关系来说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海”是“集体操作”、“没有字的劳动”，是集体的象征；“泡沫（浪花）”则象征着知识分子的“个体”的思想。思想“是漂浮在海面上的浪花”，但“海统治着一切”，“浪花还是消失于海”的25。
走出个人的内心世界，直面惨痛的现实同样在冯至的心中带来极大的震撼，而在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后所感受到的社会变动的丰富信息却给冯至带来新的惊喜。例如，在与学生的文学聚会，冯至隐隐感觉到了在那些青年知识分子中“孕育着一个新的趋势、新的发展”26，他说“每次开会回来，心里都感到兴奋，情感好像得到一些解放”27。又如，在坚持个人美学趣味的同时，他也开始走出纯粹的审美评判，他曾经节录纪德批评象征主义的一段话，作为他对诗歌将来的发展提供的建议之一：象征主义者“对于人生太少好奇心，……诗在他们变成了避难所；逃出丑恶的现实的唯一去路，……他们只带来一种美学，而不带来一种新的伦理学”28。从对“美学”的追求到对“伦理学”的呼唤，可以说标志着冯至在文学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作为一个“沉思的诗人”，冯至是在考察了灰暗的社会现状之后，经过一番理性的思考，走向了对群体意识的认同。
1941年下半年，冯至因病结束了避居于林场茅屋的生活，走出了半封闭状态的田园世界，走近了灰暗的现实社会。“眼看着成群的士兵不死于战场，而死于长官的贪污，努力工作者日日与疾病和饥饿战斗、而荒淫无耻者却好像支配了一切”29，他的思想倾向开始发生变化。
在1944年前后，冯至发表了《答某君》、《方法与目的》、《论个人地位》等文章，他从冷漠历史经验和惨痛的现实例证中，看到了“个人”与“群体”在追寻理想时的不同遭遇，说服自己“自我”在群体社会中的抑制甚至消失具有某种合理性。
“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为了迅速成功，可以这样做（——笔者注：指不问方法，但求结果）。它们代表一种集体的力量与意志，只要有严格的训练，有健全的组织，同时又看准自己目的，无论走什么样的道路都不大容易走错，人们也不可以用狭隘的道德来权衡它们。但是个人，一个平凡的个人，若是为了目的而不选择方法，则往往走入迷途，归终连自己的目的也在心头上遗失了。”30尽管在群体意识前加了一系列的限定语，但是显然的，在冯至看来，群体意识在先天上就比个体意识更具合理性。一方面，作为一种集体意志，群体意识偏离目标的几率较小，另一方面固有的道德评判方式对群体意识近乎无力，因此群体意识有自己内在的逻辑，而不存在外来的道德焦虑。两相对比之下，冯至对于个人意识可能导向的道路的合理性和正确性有所怀疑。
在发表于1942年的《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一文中，冯至曾借用对基尔克郭尔的评论，表达了他对于“公众”的不满：“公众把一切‘个人'溶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但是这个整体是最靠不住，最不负责任的，因为它任什么也不是。……无论什么人投到这公众的海里，便具体的化为抽象的，真的化为虚的了。”31这段话常常被人们引用来论证冯至对于个人主义的坚持，对于群体意志的批判。然而仔细阅读全文就会发现，冯至在将“公众”与“个人”对立的同时，却将“民族”、“时代”、“团体”这一系列概念与“个人”并行。他批评“公众”是“靠不住”的，但是又说“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个‘个人'，都是一些把握得到的具体，所以他们更够有责任心、惭愧心、忏悔心，——这些，公众都没有”。看得出来，在冯至这里，“公众”与“民族”、“时代”、“团体”等是完全对立的。他反对“公众”，反对的一种如同鲁迅笔下的看客似的“虚无”的没有目标、没有准则的集体“无意识”，而不是群体意识。那些“有严格的训练，有健全的组织，同时又看准自己目的”的群体，并不在他的反对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