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诗的产生与中国历史上其它诗歌样式的诞生有所不同。中国文学史上一种新的诗歌样式的产生，都有一个较长期的酝酿及逐步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较长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和消化当时主要诗歌样式的有益因素，使新体诗歌既获得以前诗歌样式的优秀成分，又在以前诗歌样式基础上有新的发展，成为更适应新时代的诗歌体。例如词，从今存的敦煌民间词来看，在盛唐或更早于盛唐时期，已经比较发达。由唐至五代，尤其是到宋代的繁荣鼎盛，其间约300年时间，是唐格律诗、古体诗发达时期，也是新体词与“传统诗歌样式”并存时期，词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吸收、消化格律诗及古体诗的优秀因素。“词这一文学样式，从产生到发展，以至繁荣鼎盛，是经历了一个从所谓‘俚俗'到‘文雅'；从不多的曲调到繁多；从格律不那么严格，到格律的定型化这样一个过程的。”15可以看出产生于民间的词受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格律诗、古体诗影响和积极吸收、实现自身提升的情况。
这个过程具有重要的正面意义，它使新文体具有成长的必要环境和相对充裕的时间。对整个中国诗歌而言，“传统诗词样式”的逐渐淡出与诗歌“新体”的逐步成熟同步，保证新、旧诗歌样式的顺利交替，从而确保中国诗歌顺利发展。唐宋诗词的持续繁盛，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假定词在宋代突然产生，格律诗则在宋代突然停止发挥作用，中国唐、宋诗歌这种持续的繁荣能否实现，就是一个问题。
回头来看20世纪诞生的白话新诗，是在剧烈变化时代“于短时期内猝然实现”16的，正好缺少一个新、旧诗歌体并存，有利于新诗吸收、消化既有诗歌成果的必要过程和新、旧诗歌的衔接过程。当然，诗歌革命因此更迅速、更彻底，能尽快适应巨变时代的需要。就文学本身而言，由于文学语言经历文言与白话这样巨大的转换，这种剧烈振荡恐怕难以避免。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些外部或内部的因素客观上导致中国新诗缺少了一个必要的吸收和成长过程。因此，经过新文体诞生的兴奋期之后，回头来看新诗的稚嫩，以及新诗的发展并不如预期的顺利，其实应该不太意外。另外，新诗诞生以来，由于对传统诗词样式持比较偏激的态度，事实上也否定了新、旧诗歌之间衔接与过渡的必要性。这样，中国诗歌发展的链条没有实现顺利的连接而可能出现断裂，新诗就可能从较低的起点开始，而不是站在传统的基础上，从较高的起点向前发展。
这些情况对当代中国新诗提出了要求，即可能需要重新消化传统诗词样式的积极成分。新诗在适应时代方面不乏成功之处，而在实现与传统诗歌的连接方面确实存在欠缺。实际上，传统诗词样式的很多成功经验、表达手段可以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挥，可以为新诗所借鉴。当然，新诗也可以借鉴外国诗歌的优秀成分。不过，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对语言存在依赖性。同以汉语言为基础的一脉相承的中国古典诗歌所能给予新诗的，至少不是全部可以从外国诗歌中获得的。中国传统诗词样式与新诗至少一段较长时期的并存对于新体诗歌的积极补充或可提供的借鉴，是不应低估，也无法替代的。
由于互相影响，新、旧诗歌样式并存及共同发展的历程有可能使新诗形式出现某种程度“律化”，就像词经由唐代三四百年的吸收和改进逐渐实现的律化和精致化，有利于新诗改变自身的粗糙向更高水平发展。不过应当指出，这种律化并非简单的格律化、均齐化，或照搬古典诗词的韵式。词即是在确保自身长短句等与古体诗、格律诗都不同的特征的基础上，融入格律诗的音韵、对仗等积极因素而形成的新体诗歌。现代新诗的“律化”应当重在消化与创新，而非简单照搬，尤其不应以损害新诗的活力为代价。另一方面，传统诗词样式也可能因为吸收新诗的成果和自身的积极适应，出现趋近新诗或更贴近时代要求的积极变化。需要注意到，在中国诗歌的发展史上，除了新体的创立与完善，旧体的改造和更新作为中国诗歌发展的另一翼从未停止。曹操的四言已非周代的民间咏叹，白居易的“新乐府”亦不同于汉魏乐府。惟以因应时代的大胆创新，古调方可获得新生，在新时代作出新的贡献。这样，随着新、旧诗歌样式共同发展历程的推进，新诗和传统诗词样式都将有新经验的积累甚至新突破。这些新的积累和突破可以不断互相提供借鉴和支持，形成中国诗歌的良性发展——新诗有依托、有支撑，传统诗词样式有更新、有前进，共同推动中国当代诗歌走向繁荣兴盛。
三、传统诗词样式与现代新诗形成的竞争及其意义
不过，作为产生于不同时代、背景，具有不同形态的诗歌形式，传统诗词样式与现代新诗客观上必然存在相互竞争的一面。现代新诗与传统诗词样式并存形成的竞争，也许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竞争环境可以为中国诗歌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并控制潜在负面因素膨胀对文体造成损害。
一、动力机制
传统诗词样式与现代新诗并存，必然构成优胜劣汰的压力，以及生存、发展空间与文化资源，包括读者、市场、传播媒介等的“争夺”。这样，新、旧诗歌样式的创作都必须促使自身处于最大限度的优质水平，否则就可能被超越，甚至被淘汰，竞争压力转化成推动诗歌进步的强大动力。这种压力还促使传统诗词样式与新诗对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及读者需求具备快速、灵活的反应能力，有利于避免出现严重脱离社会、时代和远离读者的倾向——这正是中国诗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辩证的发展观认为，“对立面另一方在该客观体系的发展中是主导的方面，正是矛盾的这一方面肩负着发展的动力的使命。”17新诗诞生近百年来，由于在理论上和舆论方面对运用传统诗词样式的创作持怀疑态度，本应作为新诗动力的“对立面另一方”几乎被人为取消。新文学开创者的初衷之一或许是，通过抑制传统诗词样式的发展，给新诗留下更加广阔的空间。但实际的情形恰恰相反，生物界大量实验已经证明，某一生物种群对应的天敌消失之后或者处于过分弱势状态——通常是人为原因造成，这一种群迎来的往往不是自身的兴旺繁荣而是物种水平的极度退化及种群的衰亡18。因此，通过排斥传统诗词样式来确立新诗的地位，不但难以真正扶持新诗，而且很可能抑制了新诗进步的努力。我们注意到传统诗词样式与现代新诗之间存在的竞争有可能——特别是在新诗诞生初期，产生抑制甚至扼杀作用，但却忽视了传统诗词样式的发展会刺激新诗的活力与创造性，从而构成新诗发展的重要动力。
我们可以从新、旧诗歌样式互相借鉴、吸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来观察这种动力的巨大作用。在现实社会中，处于竞争环境的企业，既充分开发自身潜能，又尽可能采取各种手段吸收甚至“侵占”竞争对手的成果。撇开合法与否不谈，客观上，这种环境确实极有利于促进吸收和借鉴，推动质量迅速提高。现代新诗与传统诗词样式的竞争环境同样如此。传统诗词样式过分定性的舆论环境和它的弱势，没有构成新诗的竞争对手，新诗往往并不情愿甚至根本不愿意吸收传统诗词样式的已有成果，例如充分展现汉语言特性和魅力的传统诗词样式精致的形式和韵律，被简单斥为“束缚思想”而不予理睬。由于客观上没有形成一个促进互相吸收、借鉴的机制，即使说新诗应该向传统诗歌学习，向民歌学习，但是过去近一个世纪以来并没有显著效果，新诗缺乏竞争对手的地位使它“懒得”或“无需”学习。
二、控制负面因素膨胀
如果从诗歌内容、文体形式与语言媒介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些观察，可以注意到新、旧诗歌样式都存在多种发展的可能。
例如在内容方面，传统诗词样式恪守传统的中心领域，表达理想、崇高等美学追求，但这种理想有时可能理念化，忽视世俗生活或者时代新的追求；新诗贴近时代，甚至具有超时代的“前卫”、“先锋”特征，但由于求新和超前的推力，很可能过分向边缘发展而忽视、甚至放弃传统的，或许也是中国诗歌固有的中心领域，同时也有可能在现实中迷失，而缺乏必要的高度和历史的纵深感。就文体形式而言，传统诗词样式严格而精致，充分凸现了汉语的特性及其魅力，但恰恰是这种优势可能使传统诗词样式的创作有意无意地趋于形式主义；新诗没有成熟的形式或某种范式，因此具有极大的自由度、灵活性，本来可以有利于各种思想内容的表达，但可能由于过分自由化而在形式上趋于非诗化，导致诗歌文体形式发生负性蜕变，反而使诗歌失去特有的文体魅力与表现力。从语言媒介来看，传统诗词样式大多以文言为基础，典雅古朴，总体上可能趋于难解；新诗以现代白话作为文体语言，具有更加鲜活的特征，但可能缺乏必要的诗的凝练。
如果让新诗或传统诗词样式在没有约束的条件下发展，潜在的负性因素就可能膨胀。例如明、清时期由于没有重要的诗歌新体产生而仅有“传统诗词样式”，这两个时期的诗歌明显有脱离时代、形式主义和语言诘屈聱牙的倾向，“传统诗词样式”的负性因素极度膨胀。20世纪新诗诞生以来一枝独秀、缺乏制约的环境，也使新诗出现了内容边缘化和个人化、形式粗糙失范、语言缺乏提炼的极端化倾向。而新、旧诗歌样式并存的唐、宋、元等时期，不管是新体诗歌还是“传统诗词样式”，就整体而言，都没有出现严重的极端化倾向。这表明，处于竞争的环境可能对新、旧诗歌样式的负性因素的膨胀产生有效的制衡作用。
在文化领域具有竞争性的环境中也存在着类似于生物界的攻击劣、弱或不成熟成分的“本能”选择。例如，倡导传统诗词样式者总是倾向于指责新诗的幼稚、弱小、不成功部分，而不一定涉及新诗全部，尤其回避“攻击”成功的优秀之作。倡导新诗者批判传统诗词样式，则指向它守旧、诘屈聱牙的一面，同样避免“攻击”传统诗词样式的优秀成分。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批判古代文学尽管气势逼人，但矛头所指在于“雕琢”、“阿谀”、“陈腐”、“铺张”、“迂晦”、“艰涩”，且集中于前后七子与归方刘姚“十八妖魔辈”，对国风、楚辞等就有明确肯定，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古代文学优秀成分十分集中的部分也并未列入“推倒”对象19。这种对劣、弱成分“本能的”选择性批判，显然有利于抑制诗歌发展过程中一些负性因素，如脱离时代或社会、边缘化或低俗化、过分散文化或形式主义等恶性膨胀、蔓延造成的损害，鼓励、支持新、旧诗歌样式中优秀因素的发展。如果缺乏必要的竞争环境和控制，新诗就有可能缺乏充分的自我反省、自我更新和调整能力，一部分劣质诗歌就可能大肆泛滥。另外，在竞争的环境中，为了避免成为被攻击、被“捕猎”的对象，往往会促使新诗（及传统诗词样式）自我约束和自我强化，主动减少劣、弱成分而形成“趋强（优化）”动力。因此，合理、适度的竞争对中国诗歌的健康发展的确是必要的。
在20世纪思想文化与文体语言的巨变过程中，我们需要拥有迎接新诗的气魄。而当新诗已经冲破旧观念的束缚，牢固地确立了它的文体地位之后，我们也许同样需要一种气魄，给新诗创造一种真正适合它发展、通过竞争促使它充分吸收传统诗词样式的优秀成果并不断完善自身的环境，从而有利于通过顺利的衔接使新诗实现站在传统诗词样式已有成果之上的高起点。“系统的发展不是采取把现有系统都破坏殆尽，然后再从头开始建造一个系统这样一种方式，而是通过现有系统之间建立联系，逐步形成一个更高等级层次的系统。”20系统发展的特点表明，简单否定传统诗词样式，不重视传统诗词样式在新时代可以发挥的特殊作用，割裂新诗与传统诗词的关系，对中国诗歌抑或新诗都是不妥的。新、旧诗歌样式并存、互补、竞争的环境，有利于创造出质量更高、形式更加多样的诗歌艺术作品，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选择读者的需要，并进一步构成更为合理、平衡的“诗歌生态环境”，避免诗歌艺术样式过分单一形成的“结构性”风险，推动中国诗歌稳健发展。中国古典诗歌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现代新诗在21世纪的再度碰撞，或许将为中国诗歌带来某种重要机缘，为世界诗歌树立重要典范，并为世界文化艺术事业作出特殊贡献。
注释：
①胡明指出：“‘文学'的革命充满了军事战略的浓烈气氛，既曰‘革命'，即是‘正义战争'，敌方必须‘妖魔化'。”见《正误交织陈独秀——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评判》，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陈独秀在致胡适信中说：“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见《答胡适之》，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56页。大致可知当时的环境与情绪。
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传统诗词样式创作成就最高的毛泽东、鲁迅、陈独秀等均不约而同地以为旧体诗词“不宜提倡”。本来，毛泽东、鲁迅、陈独秀等均是作为领袖在文学革命旋涡中基于倡导新文学的激情表达，并非冷静、深入的学理分析，但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一直没有进行适当的、必要的校正，于是基本上成为新文学运动以来对传统诗词样式的“既定国策”。
③关于中国诗歌最早体式的认定，学术界存在一些分歧。褚斌杰先生认为，“我国最早产生的诗体，是二言体的短章。”见《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但由于早期的二言体诗歌一般没有文字直接记载下来，大多属于有文字以后简单追记，真伪难辨；是否属于够格的诗歌，也有争论；尤其是没有重要作品，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因而可视为中国诗歌的萌芽，而不必视为成熟之一体。
④例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就需要两句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表述，这在四言诗中比较普遍，所以钟嵘《诗品序》说四言诗“每苦文繁而意少”；但五言诗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基本上可以一句一意，更符合汉语特性，表意密度也增大了。
⑤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
⑥唐人称格律诗为近体或今体诗歌，其理同于今天称白话自由诗为新诗；唐以前各种不限字数、句数、平仄等相对自由的诗歌体被称为古体诗，其理同于今天称白话自由诗以前各种体式为旧体诗。但以新、旧及以今（或近）、古命名，还是反映了不同背景下取舍态度的微妙差异。
⑦清人吴乔《围炉诗话》称：“古，谓不束于韵，不束于粘缀，不束于声病，不束于对偶。”见《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⑧张中宇：《中国诗歌百年回顾与思考》，《复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4期。
⑨胡先：《评尝试集》，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74页。
⑩胡适：《答钱玄同》（又题《论小说及白话韵文》），《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
11胡适：《〈蕙的风〉序》，《努力周报》1922年9月24日。
12相对而言，胡适对主要以白话创作的词、曲印象好一些，对“律诗”批评最严厉，“有时还从中国文化传统与国粹国渣的角度发议论……这种偏激的批判态度实际上已超佚了纯粹文学的创作与
研究的畛域，进入了哲学的思考与文化的选择的境界了”。不过，“尽管如此，胡适还是作了不少律诗，有的律诗做得也确实不错，不仅会‘搬运典故'，会‘调音节'，会‘对对子'，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内容，有情绪，有意思，亦有美感”。见胡明《胡适传论（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页。胡适律诗既做到“有美感”的程度，看来在心里未必完全排斥“旧诗词”。
13胡明指出，“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自然怀抱有一个强烈的新文化范式的观念及其成熟的知识形态……并与他在新文化运动大潮中的总方针与策略设计相拍合。”见《胡适整理文学遗产的成绩与偏失》，《古典文学纵论》，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页。因此，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大潮中”对传统诗词样式的更多批评，可能是基于“总方针与策略设计”——即根据当时特定环境、形势及文学革命的需要作出的必要选择。14高觉敷主编：《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283页。
15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页。
16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星期评论》1919年10月10日。
17［俄］列?费?伊利切夫主编：《作为一般发展理论的唯物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274页。
18一个著名的实验是，美国阿拉斯加州一个牧场为了使鹿繁殖更多、更快，捕杀了牧场内的狼。结果，开始时鹿的数量增加，但经过一段时期后，由于没有狼的追逐、捕杀，鹿群变得懒惰，病害迅速增多，鹿的体质、数量反而急剧下降到以前的水平以下。这就是著名的“狼鹿效应”。
19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44—47页。
20闵家胤：《系统科学和唯物辩证法》，见《系统科学的哲学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