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商隐诗就其创作意图或实际内涵而言，原与居易诗类似，也有明确的题材分划，基本可分为政治讽谕、身世遭际与艳情三大类。但这三类作品不仅在内容上有所交叉，在同一篇作品中有可能同时涉及两类主题，三类作品中都有相当数量的虚渺隐曲之作，在风格和语言表现层次上相互接近，因而给辨认题旨带来很多困难。
首先来看政治诗。商隐的早期诗作仿效的出发点正是白居易，而后才上溯老杜。此外，商隐在同一时期还多就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物事件来抒写政治忧愤。这种写法正是居易讽谕诗中所缺乏的，而直接源自杜甫。
然而，最能体现商隐政治诗特色的实际是他的咏史诸作。这类咏史诗的语义指涉至少包含三个层面：诗题所示(即诗人表面揭示)的史实或主题，诗中连类言及或有意错易的各项史实，与以上两类史实对应、诗人意中所指的现实。这最后一个层面是完全隐含的，政治讽谕变得如此隐蔽深曲，确实是白居易乃至杜甫诗中都未曾见的。
简要地说，从白居易到李商隐，政治诗变得隐曲化了(至少是部分地)，此外还从较多的客观揭露转向较强的主观抒情。这是一种局部性变化，我们可以将此局部变化与两人政治境遇乃至生活态度的变化联系起来。政治诗在白居易手中反映了作者有能力在政治上扮演主导角色的自信心，他所重视的仅仅是诗的效果，而不是诗本身。李商隐已失去了“政治”，被逼无奈下将政治热情转移到“作”诗活动中。李商隐完全有必要将政治“诗”本身写得更“美”或更隐曲一些。这不可避免地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元、白政治诗的客观叙事效果，政治性、史实性均相应地有所减弱。
再就艳情题材来看。商隐早年在本质上与元、白等中唐士人并无不同，他也染有同样的时代和阶级风习。然而，在其后的创作中，商隐的情诗也和其政治诗一样，呈现为一个逐渐转深、逐渐隐曲的梯级，普遍采用了比较特殊的象征隐喻方式，将真实本事逐渐掩盖起来。借此混淆不但使原来显得平庸的恋情崇高化、美好化，而且也对作者其他言及个人身世之作的涵义发生影响，使其精神世界在整体上变得更为深邃，更富于层次。
连接上述政治与艳情两类题材，在商隐诗中居于中心突出地位的，正是他的自抒身世之作。反观白居易，则其诗中显然缺少一个如此鲜明强烈的主体抒情形象。白诗中的主体形象，过多地偏向于闲适诗中的知足保和思想。然而，随着世风和士风的移改，对李商隐来说，继续这种描写却显然不再具有这种积极意义。李商隐对元、白诗风最感厌烦之处大概正在这里。然而事实上，他的另一些如实抒发个人失意伤心的作品，很容易流入琐屑之情，这类作品在商隐诗中也不在少数。商隐诗也有两副面孔，正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现实形象，他必须在诗的总体风格上作出另外选择。
于是，李商隐的全部诗作，包括政治、艳情和身世之作，在整体上同样呈现出一个“作”意逐渐加强、诗意逐渐隐曲同时亦逐渐虚化的变化过程。他很少纪实性地记录自己的思想活动，尽量避免个人日常思想活动的简单直接交待，于是诗的世界与诗人的现实生活形象便相距甚远了。
其实，从修辞角度看，白、李之诗同属于“绮靡”一路，而与商隐所攻击的另一类“枯槁寂寞”诗风相对立。所不同的是，商隐诗转向更纯粹的语义世界，减少并弱化了与事实世界的关联。白、李两人的所谓“俗”与“雅”、轻浅与幽深、直叙与象征之别，最终反映了这种对待语言与现实关系的不同处理。在士大夫共同的好文倾向中，李商隐更自觉地转向了语言本身。他不再要求世俗群众的认同，也不再需要世俗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叙事铺排形式，因为那只会把他拉回到庸俗世界中。这正是造成白、李诗风差异的更深层原因。
更进一步来看，这种差异则标示着唐诗中自我形象演变的一个新阶段。在竭力超越世俗现实的意义上，可以说李商隐又回到了李白(难怪“三李”常被相提并论)。但他却没有采用李白的自由我膨胀、自我夸大而超越于现实的方式，因为他已经不可能具有李白的浪漫气质。商隐诗中自我形象的超越主要是通过语义转换来实现的，不是物理的扩大，而类似于化学的提纯。在另一方向上，由这个飘浮的、虚化的自我形象再走下去，大概又应是自我的淡出，于是司空图又开始称赞王、韦的“澄澹精致”。
还须补充的一点是，在商隐诗中确实已出现了一些被称为“西昆恶道”的诗作(《喜雪》诗何焯评)。这些作品不能被看做是作者的偶然败笔，而是商隐全部创作倾向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虽然在艺术品格上与其相距甚远。事实上，这种补假挦撦习气周期性地出现于中国文学发展中，而每经一次反复都会变得更为精致而普及。在此意义上，商隐诗也恰恰成为唐诗的总结，李商隐是由自我的失落、虚化而达至这一纯修辞层面，而宋初的西昆体诗人则直接由精神的无聊而进入这一层面。
无庸讳言，与白居易相比，李商隐已失去太多的东西。然而，除了杜诗韩文所代表的道德意识外，这两种自我——居易诗的自我和商隐诗的自我——无疑都是后代读者大众所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