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小说的历史，不只是娱乐与教化的矛盾制约着小说的运动，同时还有别的矛盾，其中就有史家传统与说话传统的矛盾。史家传统和说话传统统一在中国叙事传统中，由于它们的矛盾，小说从史传中分裂出来，从史传中分裂出来的小说仍然受它们的矛盾的制约，形成中国小说的独特的运动轨迹。
史家传统中有两个观念是很重要的，一是宗旨，修史之目的是彰善瘅恶，树之风声；二是准则，修史必须据事迹实录。史家以《春秋》为经，认为《春秋》就达到了这种统一。史家认为儒家理念是客观的先验的，修史者必须淘尽心灵中属于主观的东西才能够接近它。所以，史家传统坚决反对主观态度和虚构夸张。
小说作为文学，恰恰是主观和虚拟的产物。俗流有好奇之心，秉笔之人为迎合此心，不惜穿凿附会、虚构夸张，这对于史家传统是悖离，然而却是小说的由来。这种悖离史家传统的倾向，我们且称之为说话传统。说话传统在修史之中作为史家传统的对立面而始终存在。
这样看来，史家传统与说话传统似乎是冰炭不能相容，其实也不尽然。因为中国史传不满足于记账式的大事记录，选择了再现历史场景的呈现式的叙事方式，欲使往事神龙活现，就不免悬拟设想，也就是主观虚构。不过这种主观虚构必须在尊重历史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做到人情合理。在这里，史传与小说不只在叙事方式上接轨，而且在情探神会的文心上也一脉相通。
史家传统排斥说话传统，但它们又共存于史传之中。当史家传统占主导地位时是史传，当说话传统占主导地位时就不再成其为史传，而蜕变为小说了。在史传与小说之间有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它介于史传与小说之间，这就是历代林林总总、卷帙浩繁的野史笔记和笔记小说。
说话传统虽然背弃史家传统，可是在精神上名分上又不能不依附史家传统。中国史家传统之悠久，堪称世界之最。中国小说一直认宗于史传，仿佛小说的价值就维系在事实的真实上。
文言小说与史传有着血亲关系，它受史家传统的控制也最明显。唐代传奇曾有一度的辉煌，一当道统、文统的恢复，传奇小说便萎缩下去，文人纷纷倾向接近实录的笔记体小说，再不愿问津重在意象和藻绘的传奇小说。
史家传统对白话小说的牵制，突出的表现在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历史演义小说以历史为题材，但它的基本属性是小说，它只是小说的一个门类，与小说的其他门类一样都具有同样的属于小说的艺术特质。然而它却受到史家传统的特别的干预。《三国志通俗演义》从平话的“虚”到演义的实多虚少，是处理得比较好的，虚实错杂难辨，虚虚实实，这正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功之处。
然而多数讲史小说对平话的虚的反拨都是不成功的，这类作品雅不雅，俗不俗，虽然盛行一时，却行之不远，接着又有人对它们进行改造，把它们重新拉回到小说的轨道上来。这个时期，小说家和小说批评家们才认识到小说必须摆脱对史统的依附，小说不但不必为虚构而羞惭，而且应该亮出虚构的旗帜。冯梦龙提出两个不同层次的“真”，一是事实的真，二是情理的真。不过他所谓情理是指儒家理念，而不是指生活和性格逻辑，因此仍有很大局限。金丰也主张“虚实相半”，他的《说岳全传》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创作而成，应当说是虚多实少，基本上是虚构。
敢于直言小说就是说假话，最早有乾隆年间陶家鹤，不过他为小说的“谎”找根据还是要找到史传。真正在理论和实践上把小说虚和实的关系讲清楚的是曹雪芹。曹雪芹说自己的作品“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他认为小说依傍史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旧套，小说所要表现的只是“事体情理”，不在事体本身是否实有，而在情理是否真实。
“史统散而小说兴。”当小说完全克服了对史家传统的敬畏和依附心理时，小说才得到思想的解放，小说才真正找到了自我。
四
一种文学样式内部也有雅和俗的矛盾。小说相对诗文来说是俗，小说内部的文言小说相对白话小说却是雅。小说内部的雅和俗的对立统一，是小说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制导因素。
中国小说的源头就存在着雅俗的分歧，雅的是文言小说，它从史传蜕化而来；俗的是白话小说，它从民间伎艺“说话”转变而成。在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发展途程中，雅和俗构成两极，文言小说受到俗的引力作用，不断吸收俗的成分，显示出渐次俗化的倾向；而白话小说则受到雅的引力作用，不断吸收雅的成分，表现为渐次雅化的倾向。雅俗结合是小说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
雅和俗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美学范畴。雅文化是社会上层文化，是统治阶级的文化。与雅相对，俗文化是属于下层民众的文化，俗文化和雅文化是共处于一个民族文化中的两种文化层。中华文化中的雅俗文化没有断然的分界。中国的雅言只是方言的标准化，汉字作为语素，不但可以通四方，而且可以通古今。中国文化是雅中有俗，俗中有雅。雅从俗中提炼出来，又承担着正俗化俗的使命。
基于这样的文化存在，雅虽然轻视俗，却并不完全无视和否定俗。历朝统治者都有观风采谣的举措。作为俗文化的古小说所以有一席之地，理由也正在这里。
小说家们正是利用这种理论来为小说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按照这种雅俗同源之论，对于俗文学的小说戏曲就不能压制，只能疏导。
雅和俗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对于小说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制导作用。传统美学观念中的雅俗，既有内容方面的标准，又有风格方面的标准。实际运用起来却不能够教条化，因为如上所述，雅俗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雅和俗都不可能纯粹，它们之间也不可能有一条明确的界线。
唐代传奇相对白话小说是雅，但拿传统的雅俗观来衡量它，却又可以说它为俗。雅俗问题与上述娱乐和教化、虚构和实录的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教化的内容是礼义，实录叫做雅驯，可见传统的雅俗观是贬低和排斥娱乐和虚构的。
儒家道统文统的继承和发扬，阻塞了传奇小说的发展。传奇小说，一般的说是士人写给士人读的文学，它本来就产生和活跃在雅文化圈内。当它蒙上不雅的俗名，士人便疏远它，它便从雅文化圈走出来，逐渐向俗文化靠拢。宋代传奇小说作者的文化层次下移，同时创作倾向却向雅的方向攀附。“论次多实”、“采艳殊乏”，都是弃俗而就雅的表现。
降至元明，传奇小说俗化趋势愈益明显，从明代中后期流行的各种通俗类书如《国色天香》、《万锦情林》、《绣谷春容》、《燕居笔记》等竞相转载来看，它们在士人中还是颇有读者的。人们总爱附庸风雅，标榜不俗，而实际却有难以脱俗的一面。
这类半文半白的、篇幅已拉得很长的传奇小说继续走着俗化的路，到明末清初，它们干脆放弃文言，使用白话，并且采取章回的形式，便成为了才子佳人小说，完全与通俗小说合流。
如果说传奇小说是从雅到俗，那么白话小说的运动方向恰好相反，是从俗到雅。白话小说无论短篇还是长篇，都源于民间“说话”，它们的体制和叙事方式都保留着“说话”的胎记，与源于史传的传奇小说迥然有别。白话小说长时期在民间传播，其故事是生鲜的、同时又是稚拙的，版刻也很粗率。直到明代嘉靖前后，情况才发生重大变化。文人突然看好这种俗而又俗的文学样式，他们不只是评论，而且参与其间，进行搜集、整理、加工、编辑、出版。接着还有模拟这种样式的文人创作，如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和陆人龙的《型世言》，等等。
这种情况的发生，与王阳明“心学”的崛起有着直接的关系。王阳明是主张人皆可以成为圣贤的，有利用俗的形式才能达到化俗的效果。他对俗的重视，在当时却有振聋发聩效果。嘉靖万历时代推崇通俗文学的文学家所依据的就是王阳明的这种思想。
白话小说的作者由不见经传的无名氏，渐次上升为大文人。他们的文化修养和社会地位都是早期白话小说作者所不能相比的。
白话小说的内容和风格也随着作者成份的改变而渐次由俗变雅。按创作方式，白话小说的演进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是“说话”的书面化；中期是作家根据现成故事进行创作；后期是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独立创作。文人独创的小说，不仅题材情节出自个人机杼，而且艺术风格也有鲜明的个性。白话小说发展到后期已有雅俗的分别。不过，白话小说的主流趋向于雅，却是不争的事实。
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它们的源头分别为雅和俗，它们的走向却相反，文言小说向俗靠拢，白话小说向雅接近。雅俗在小说范畴内达成了妥协。“雅”接纳了白话，承认了“虚构”；“俗”则承担起“教化”的使命。换言之，“雅”放弃了“雅言”和“实录”的原则，“俗”则放弃了娱乐惟一的宗旨。小说中雅俗共存是小说艺术成熟的重要际志。
雅俗共赏于是成为小说的最佳效果，也是小说成功的重要标志。 《聊斋志异》和《红楼梦》能够成为中国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顶尖巨著，除了蒲松龄和曹雪芹的主观因素和他们所处的时代条件之外，也是中国小说雅俗碰撞与融合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