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学研究率先在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打破了作家文学研究或书面文学研究的一统局面。任中敏的《敦煌曲校录》和《敦煌曲初探》，首次将分类、搜集、校订、研究合为一个系统，为这项具有创新意义的文学研究事业建树了一个里程碑。
《敦煌曲校录》区别于此前各种敦煌曲子辞辑本的主要特点，在于它的作品资料更为丰富，所著录的体裁更为完备。《敦煌曲校录》的贡献，不仅在于“正确区分曲体、详确著录曲辞、明确胪举校语”，而且在于把一种新鲜的历史感与平民精神，引进了中国文学研究。
在编辑《敦煌曲校录》的同时，任中敏撰写了《敦煌曲初探》一书。从讨论曲调源流、曲体特征、曲辞校订、乐舞关系、时代与作者等几个关于敦煌曲辞的考据学问题入手，提出了建立“唐代音乐文艺之全面”一科的理想。这一理想贯穿于全书，使《敦煌曲初探》成为综合辞、歌、乐、舞、演五事而作系统研究的学术典范。
敦煌文学研究过去有五蔽：《初探》通过对五蔽的分析，有力地针砭了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几项痼疾：强分雅俗等级的贵族性、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表现性、把文学研究孤立起来的狭隘性、画地为牢不开动脑筋的保守性。其实际意义，是提出了为追寻事物本质而进行创造性劳动的学术境界。
文体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决定其面貌的本质因素是伎艺。指出这一点，《初探》便为解释中国古代文体的嬗变提出了一条合理的路线。
《敦煌歌辞总编》是一部集敦煌音乐文学研究之大成的著作。从写作目的看，它追求作品资料和考据资料的齐全，既是敦煌歌辞的全集，又是关于敦煌歌辞研究的总结。从编撰体例看，它综合辑、校、考、论为一体，代表了一种理论著述的特殊文化。从篇章结构看，它概括了敦煌曲辞的体裁分类。《总编》有两个特点是延续《敦煌曲校录》的：其一，强调作品的民间渊源。展示了敦煌文学作品的广阔题材和丰富的思想内容。其二，强调宗教作品在敦煌歌辞研究中的地位。指明了唐代曲子同曲艺不可分割的联系。它明显区别于《敦煌曲校录》的特点则是：具有更鲜明的感情色彩，公开提倡学术争辩，不避锋芒地评论了敦煌文学研究中的各项陈说；同时在文辞校订、时代判断、曲调确定等方面大胆提出了自己的按断。迄今为止，它仍然是敦煌文学研究领域中较富理论色彩和史料价值的著作。
(二)唐代戏剧研究
《优语集》以对于历代俳优语录资料的考订，展示了作为戏剧表演者的优人的历史，亦即中国戏剧的滑稽传统的历史；《唐戏弄》则以对于数十种唐代戏剧的理论阐发，为中国戏剧的断代史研究铸造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二书的实质意义，是提出了一条认识中国戏剧历史的新思路。
《唐戏弄》的名称，即关联于任中敏对于中国戏剧形态演变的一个思想：不能认为戏曲就是中国戏剧的典型状态。相反，应当把以戏曲为中心的中国戏剧史研究，转变为对历代戏剧的特殊形态的分段研究。于是向《唐戏弄》赋予了两方面学术意义：一方面，以它代表了一种探讨事物源流的方法；另一方面，以它树立了一种形态学的中国戏剧史研究的典范。
《唐戏弄》用许多篇幅讨论了戏剧之本质的问题。它否定了一种狭窄的理解——中国戏剧须在文学、音乐、舞蹈等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综合而成。这些意见，后来直接影响了学术界对于中国早期戏剧的研究。
以上思想都是具有批判意义的，它们为《唐戏弄》的各项具体考订工作开辟了广阔的舞台。用翔实的资料，既证明了一批由表演者模仿时事人物的、具有丰富伎艺手段的戏剧品种的存在，又立体地再现了唐代社会的一个重要侧面。这两方面意义都曾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但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唐戏弄》的最大贡献是把作为文学的中国戏剧研究转变成了作为表演艺术的中国戏剧研究，把关于剧本和作家的研究转变成了关于戏剧文化的研究。《唐戏弄》问世后，一种较具科学精神和文化视野的戏剧史研究异军突起，在学术界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证明了由任中敏所代表的新戏剧史观的强大生命力。
(三)唐代燕乐歌辞研究
《教坊记笺订》、《唐声诗》二书共有的一个方法论思想是：研究者应当善于在理论与资料之间寻找交叉点。对于唐代燕乐歌辞研究来说，这交叉点就是燕乐的曲调。因此，《教坊记笺订》和《唐声诗》的下编，以最大力量对所有见于教坊记录的以及见于唐代歌辞作品的曲调作了逐一考订。按照音乐学界的看法，任中敏的唐代曲调考订成果，是中国中古音乐研究最便利的工具。
选取《教坊记》和“声诗”作为唐代燕乐歌辞研究的突破口，此外还有学术策略上的意义。抓住它们，便意味着分别从音乐角度和“格调”角度，抓住了从胡夷里巷之曲演变至后世文人词的中心环节。
因此，任中敏的唐代燕乐歌辞研究的主要意义可以概括为如下一句话：借助词调形成这一学术争议问题，全面地展现了中古音乐与文学的复杂关系。
三、任中敏的学术风格
在近代中国，任中敏是一个不多见的现象。他一贯以独立特行者的面貌出现在学术舞台之上，研究作风和任何人都不相同。他全力以赴从事资料工作，于是使这种零度风格的工作充满热情，成为富于理论意义和人格力量的工作。他是把学术当作一种生存方式来看待的。我们可以用“不平则鸣”、“激愤出诗人”的比喻，来解释他的学术活动的动力。
他在全部研究工作中刻下了作为批判者、作为旧传统的叛逆的印记。他所信奉的批判精神，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最宝贵的建树，天生地包含了某种科学倾向。所以任中敏总是能够敏锐地认识对象的本质，找到近代学术中最具前途的课题。他也向自己所面临的种种极限提出过无数次挑战。他的学术具有坚实而强健的品格，就像一个义无反顾的行路人，他不断追求对于极限的超越，追求对于自己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超越。
任先生的研究方法，也明显表现了受制于个性与资料品质的特点。学术个性使他进入了一块块处女地，这样一来，他势必以最大的力量来进行资料建设，采用资料工作与理论工作并举的研究方法。课题和价值观的更新，使他采用了勇于按断的治学方式。为处理印刷术发达之前的文献，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衡量学术成果价值的重要标准，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什么，更在于它是否具有前指意味，是否具有后续开拓的启发性和引导性。单就以下三方面而言，任中敏先生的学术，便具有不朽的价值：
(一)打破文学研究中的等级观念，把以主观评论为中心的“研究”转变为以客观解释为中心的研究；
(二)在散曲学、中国戏剧史学、中国音乐文学等学术领域，留下了一批足以作为学科基础的史料学和分类学成果；
(三)在中国文学艺术领域，首创了一种足以作为新史学方向的断代的历史形态研究法，并提供了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的研究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