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男性而言，最典型的痛苦则是被迫放弃超越性的理想转而认同交换的原则。在朱文颖的《高跟鞋》中，抽象画家张治文无法以自己纯正的抽象艺术换取生存，只好放弃艺术理想，以自己的绘画技术服务于商品广告挑起消费者购买欲望的创意。毕飞宇《那个夏天，那个秋季》的主人公耿东亮极具音乐潜质，并被大学音乐系教授炳璋发现而准备将他造就为音乐家。但是，耿东亮终究无法坚守音乐理想而为时代的欲望吸盘所俘获，在痛苦中离开了炳璋到夜总会唱歌。而在邱华栋《手上的星光》中，写作作为文学之梦的意义已经丧失，它仅仅被“我”看作获取功利的手段。美术、音乐、文学，在消费时代的物化语境中全面败落，这是普遍性精神沉沦的绝好隐喻——对于曾经执着于超越性理想的男性而言，理想的放弃往往意味着出卖灵魂。

当然，并不是说女性就没有放弃事业的痛苦，男性就没有爱情破灭的困惑，这里描述的只是叙事中表现出的较大的倾向。于是，“出卖”就成为两性在消费时代共同的精神困境：既然社会以交换组织起来，那么，无法纳入交换体系的爱情、艺术乃至于一切有助于个体建构生命意义的超越性追求，都必须予以清除，以免成为主体参与交换的精神包袱。在1990年代以来的成长小说中，很难找到以坚守自我的方式对抗时代的例证，个体们最终都以“出卖”的方式跨越困境，从而将自己纳入消费时代的社会交换过程。

三、“单面人”：溺于庸常

如果说1920、30年代的成长小说展示了启蒙主体的诞生，1950、60年代的成长小说描绘了革命主体的成型，他们都依托于宏大的社会启蒙、革命话语以严肃、圣洁的精神试图改变历史的进程，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在1990年代以来的成长小说中，经历成长之痛而生成的消费时代的“新人”具有何种精神特征？他们为自己确定了何种人生使命？

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体化控制，“使感性个体的血肉灵性泯灭了。个体难以维系自己内在固有的激情、想象、灵悟。人与人之间丧失了有血有肉的富有感情的关系，成了一架机器内部零件与零件之间的相互配合。” （7）这就是新的主体——“单面人”——的诞生。他（她）清除了意识内部无法纳入社会交换体系的超越性向度，以精确的理性计算妥当地安排自己的现世生活。“他人”是自己的工具，自己也满足于工具化的生存。

这一“新人” 形象在叶弥的《成长如蜕》中得到了极其细致地描述。尽管“我” 的“父亲”希望他唯一的儿子——“我”的“弟弟”——能够接手价值过亿的家业，可是，“弟弟”丰富的精神追求使他一直沉溺于无功利的友谊和无功利的爱情，而生意场上与此相反的交换原则他避之唯恐不及。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成长发生于“弟弟”身边的每一个人。首先是“弟弟”的朋友们，他们无一例外的经商了——将自己完全纳入社会交换过程之中。随后，女友钟千媚离开了“弟弟” 嫁给一个台湾老板，她的理由作为“单面人”的处世原则无懈可击：“她要找一个有钱又有头脑的丈夫。”（8）“弟弟”温情良善的人文情怀被看成没有头脑的象征，这就是为交换逻辑所锻造的成熟主体所秉承的价值判断方式。最后，借助于“我”的口吻作家表达了自己的立场：“真正的成熟使人抑制某种欲望，牺牲某种信念，换取目前的平衡。”（9）由此，围绕“弟弟”的压力性情境得以生成，这种情境进而作用于小说的阅读者，诱使或者说迫使他们形成对于作品主导价值的认同。

这部小说强大的表意力度即在于此，在叙事者的组织下，叙事中的人物、叙事接受者共同参与了对于“单面人” 生成的期待，而“弟弟”一再延宕的成长，对于继承家业的顽固拒绝，都强化了这种期待的热度。也正因为如此，将“单面人”作为个体成长最终目标的历史合理性得以建构。

“弟弟”最终被塑造成型，这是叙事内外所有意识的共同要求。“他成长了，令人信服，你将看到资本在我弟弟的手中得到进一步的积累”（10）——是的，他已经熟谙交换原则，终于可以出色的“驾驭市场经济”了；“弟弟在艰难的成长过程中明白了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不需要的。”（11）——毫无疑问，那些不能纳入交换体系的博爱情怀和精神冲动必须清除。“他还知道，人生有些事是不得不做的，于不得不做中勉强去做，是毁灭；于不得不做中做得更好，是勇敢” （12）——祛除精神之魅的“单面人”岂止是勇敢？除了死亡，他们没有对手。
   
事实上，在1990年代以来的成长小说中，遍布着类似于“弟弟”那样因为驱逐了精神而解决精神危机的“单面人”，他们傲傲然地展示着自己的坚韧神经和对于世俗生活游刃有余地掌控：“千疮百孔之后，便是刀枪不入”（13）“上帝赐给我们生命，就是让我们去很好地花费自己的生命。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让自己愉快，不愉快就绕过它，不然就是负担。”（14）“我不图他的钱我嫁他干什么，我又不是活雷锋。”（15）“我是这样，所有沉重的，都要本能地避开，我从不认为避开沉重就是轻浮。”（16）等等。

    当所有个体都实现了对于交换逻辑的认同并具有高度同质性的主体意识之时，这就是一个庸常的社会，人人遁迹其中，溺于庸常，乐此不彼。

    可以看到， 1990年代以来的成长小说表现出与1920、30年代和1950、60年代成长小说同样的叙事结构——个体经历了文化叛逆和生存之痛从而走向特定意义上的成熟，发生变化的只是支撑个体成长的社会文化价值系统。

    如果说成长的理想境界是璞陋之蛹经过痛苦的蜕变转化为美丽的飞蝶，那么，1990年代以来的成长小说所表现的转化却并非如此。正因为对于消费时代价值逻辑的全面认同，使得一群群破茧而出的颜色灰暗的飞蛾，义无反顾地扑向由金钱燃起的熊熊之火。那些成长中的痛苦绝不会引导个体通往社会批判之路，而只是为放弃精神追求的意识选择进行辩解的理由。文学因为应和社会话语的需要而着力塑造“单面人” 的形象，同时，文学因为对于“单面人”形象的着力塑造而高度同质于同时期的社会话语，由此，社会话语强大的主导力量成为文学无法摆脱的精神之缚。

   然而，恰恰是从这里出发，可以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出要求。在马克斯•韦伯、阿尔多诺、马尔库塞等等社会批判理论家看来，正是拒绝交换的审美现代性提供了社会现代性进程中的救赎。所以，文学理应承担超越性空间营造的任务，并以此与社会存在构成宏观的张力关系，从而有助于保持社会运作过程中个体精神发展的平衡与和谐，而不能一味沉溺于对消费社会运作逻辑的片面认同与欢呼，否则，文学无以证明自身存在的意义。当然，这需要作家具备高昂的社会热情和足够的精神强度。

注释：

（1）参阅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

（2）艾伟：《小姐们》，《收获》，2003年第2期。

（3）徐坤：《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小说家》，1998年第6期。

（4）（5）（6）海男：《勾引》，《钟山》2001年第5期。

（7）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8）（9）（10）（11）（12）叶弥：《成长如蜕》，《钟山》1997年第4期。

（13）朱文颖：《高跟鞋》，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4）何顿：《弟弟你好》，《收获》，1993年第3期。

（15）洪晓娟：《最后的传奇》，《钟山》，2001年第3期。

（16）宋潇凌：《非常接近爱情》，《小说月报•原创版》，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