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23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做总结，具体规定了革命文艺创作的根本标准，涉及文艺作品评价标准、服务对象、知识分子的立场转变、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几个方面。第一，评价文艺的标准有两个，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他指出任何社会、任何阶级，总是把政治标准摆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摆在第二位。革命文艺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及其动机，要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一切有利于抗日和团结，鼓励群众同心同德，反对倒退的东西都是好东西，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观点的作品必须给予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中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功德的，就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是不需要的”[26]873。第二，文艺服务的对象必须是工农兵大众，毛泽东把文艺服务对象归结为“为什么人”的问题。他指出，无论高级、初级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创作，为工农兵利用，“使人民群众得到利益，才是好的东西”[26]864-865。“人民”是指占总人口90%以上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26]855。尤其要注意满足革命干部的文化需要，因为“为干部也就是为群众，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指导群众”。他强调指出，“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26]863-864。第三，来到延安新社会的知识分子必须转变自己的思想立场，适时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严肃地批评了从上海等地奔赴延安的一批知识分子没有学会用新眼光看新事物，“顽强地表现自己，宣传自己的主张，要求人民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这对革命事业有着极大的危害，有“亡党亡国的危险”[26]875-876。知识分子必须迅速改造思想，“把屁股移到工农兵这边来”[22]270-271。只有让知识分子经过痛苦的磨炼和立场转变[4]149，才能产生真正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26]857。第四，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是绝对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无产阶级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关系。党的文艺工作在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文艺的任务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26]865-866。毛泽东于5月28日和30日两次应邀来到鲁艺，阐释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内涵。他重申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与工农兵大众结合的要求[4]323-324，批评了鲁艺“关门提高”的错误教育方针，要求文艺工作者到“大鲁艺”去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7]34-36 。
　　8月份，毛泽东通过舒群邀请华君武、蔡若虹和张谔三人到枣园谈话。毛泽东的谈话分析了漫画家作品中存在的具体问题[5]，说明了漫画本身的局限性和片面性[27]，并举《钟馗捉鬼》、《武梁祠石刻的羽人羽兽》、《敦煌壁画的飞天》、《维摩诘经变相》、《法华变相》、《杂物变相》等古代美术作品为漫画经典[28]。他强调漫画创作要考虑社会影响，要爱护和帮助被批评的对象，“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应该给予热情的帮助和鼓励，批评应注意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关系[29]。
　　整风运动后，延安艺术作家的思想觉悟逐步发生了改变。尽管整风期间曾经出现《这下总算有的放矢了》、《为了整顿三风，还有给你一下石头的必要》等与整风主旨不协调的漫画作品，但文艺界总体上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步调趋于一致”。许多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倾向逐渐受到清算，为工农大众服务，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25]394。漫画的讽刺对象主要是法西斯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涌现出了《希特勒统治下的人民》、《预定防线》、《西线空城计》、《盟友变成了难友》等讽刺法西斯侵略势力的作品，《丰收》、《远水救不了近火》、《磨好刀再杀》、《在反革命的后台》、《运输队》、《肃清贪污游戏》、《“教师爷”陈诚》等批判国民党反动派的作品。讽刺漫画的发表必须经过严格审查，作品必须与“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话语保持一致。如画蒋介石的作品能否发表要根据当时形势，“正在谈判什么问题的时候不能发表，谈判成功也不要发表”，“有时可以把脸部画得清晰，有时需要模糊”。
　　经过讨论和整风，延安漫画家终于实现了政治和艺术的转变，他们无条件地融入了工农大众的文化中，思想上发生了艰难而苦痛的蜕变，由启蒙者变成被启蒙者[30]。其中包含的文化意义，则需要通过对延安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发展进行回顾，才能正确地译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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