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思想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几十年，其后中国一些激进的文化运动均可以在新文化运动中找寻到思想根源。而就在文化现代先行了几十年之后，中国的经济也开始了现代化。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的腾飞发展使国人更加清楚地聆听到了全球化的步伐，中国也步入了这场以经济为主导的全球化。全球化在不遗余力地推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继续推行以西方现代文明为主导的文化一体化或文化同质化，也即以美国文化为主导的全球文化霸权。与几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相似的是，这次文化的全球化向中国大肆推行现代化的思潮，使中国顿时陷入了一种“杂揉语境”。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都纷纷借着中国的经济文化温床滋长。
　　但就在这场本世纪第二次的中西方文化思想交流碰撞中，中国文化发出了自己沉寂许久的声音，企图与这股‘后学’思潮的巨大洪流抗衡。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国学热”。国学热的出现与当时中国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中国的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国文化“失语”的年代，在强大的西方现代话语前面，中国被剥夺了自己的话语权，这些理论渗透了从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到文化理论的每个角落。社会的转型、价值中心丧失、文化失范、话语系统多元复杂。王岳川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后现代后殖民文化问题》中指出，20世纪对现代性思想的反省，是语言转向中的失语的自我清理，使历史与当下的坐标失范以后重新组合。身处在这种失语焦虑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他们开始反省中国文化现代之路，他们呼吁振兴中华民族文化，并在全球化语境中赢取文化对话地位。于是一批学者开始回归到中国古老的文化中来，1991北京大学《国学研究》出版，在国内掀起了“国学”研究。不少学者开始皈依传统文化，主张“反思‘五四’以来激进法传统的文化革命的失误，重估现代性和以现代性为核心的启蒙话语。”在这场研究热的推动之下，国内学者还出现了所谓的新儒家思想、文化新保守主义。文化新保守主义的一大特点是“守”，主张文化坚持，在全球化时代强化民族文化份认同感，但是这种保守倾向容易导致本土文化本质化和绝对化。文化新保守主义在反思和重估现代性之后，依然没有走出现代性所设定的圈子，它以本土文化抗衡西方文化，构建本土话语对抗西方话语，始终没有走出现代性二元对立思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化新保守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前者激进，后者保守；前者对西方现代性知识话语推崇至极，对本土文化失去信心和希望，后者痛思文化现代化，皈依传统文化。前者的激进性质带来的文化割裂已经给我们造成莫大的文化伤害，而后者的保守性质也可能使我们退守一隅，做井底之蛙观望，而最终固步自封，被时代所抛弃。无疑，不管是植入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开放思维还是皈依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心态似乎都不能解决当今中国的文化现代化问题，而在新的世纪、新的语境中，该如何面对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呢?该籍何以复兴中国文化?又该如何来构建中华文化身份呢?反观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新路历程，或许，立足本土，以一种更加宽容的胸襟面向世界显得更为恰当。
　　
　　四、文化“和”化
　　
　　大凡文化都可以分为外在物质层和内在心理层。全球化改变了文化的外在物质层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事实；而文化的内在心理层却没有改变，它仍然是维系中华文化命脉的基石。以“和”为基础和核心的知性话语正是发源于中华文化的内在心理层，它源远流长。《孔子·子路篇》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强调的是异质文化的和睦共处，是多样性的统一。它的主旨是承认文化的差异，强调平等对话交流，在对话和交往中互相认识、互相吸取补充。这种“和”并非一种静态并存，而是一种动态的共生方式。文化“和”化即以“和”性知识话语为核心，立足中华传统文化，以博大的宽怀参与文化全球化，以宽和的胸襟化解文化冲突，平等看待全球化文化精神资源，实现多种文化文明和平共存。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以“和”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并没有被外来宗教和文化改变，相反，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稳定的心理层，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博大胸襟，如汉魏以降的佛教和明清以降的西学。正是基于这种历史现实，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以“和”为基础的开放性话语，它能够在全球化中包容异质文化、吸纳异质文化、弘扬中华文化，从而实现文化多样性的和睦统一。诚然，“和”知性话语的诉求，以及皈依传统文化，目的不是要建立与西方话语对立的东方话语，而是要超越先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走向多种话语共存，各种话语相互作用，但却不相互排斥。
　　福柯说：“一切文化都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一种文化是独有的和纯粹的，所有文化都市杂交的、异质的、千差万别的和多元的。”在全球化时代企求文化的单一化、同一化和同质化无疑是不可企及的幻想，而如何在多元和多样中共处成为新的命题。英国哲学家罗素特别欣赏中国儒家“和”思想，他曾指出：“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其实是第一位的。”他还提出了自己的希望：这种品质“若能够被全世界吸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在纵观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之后，钱穆指出，“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得，都可融会协调，合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
　　要振兴和复兴中华民族文化，在新的全球化蓝图中构建中华文化，我们就必须具备解释和描绘中华文化的话语权力，而具备这种话语权力的前提条件就是首先要摒弃西方的中断、转型、反中心与反权力的解放性话语。单凭西方的现代性话语或后话语不可能能完成重建中华文化身份的重任，因为在这些话语中，中华文化始终是东方，是在被看和被审视中，其真实的面目也始终被遮蔽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种话语是外迫植入型的，我们所需要的是内源性的话语，要选择和继承来自中华文化传统的话语，沿袭和性思维；这种皈依思想和行为，不是为了找寻中华文化失去的优越感和自尊，也不是仅仅以其为工具而输出中华文化，其目的是为了在新的全球化世纪中构建中华文化身份，同时也是为了探索一种文化平等交流、平等对话的普世方式，更是为了实现共同建设和谐文化，共同谱写和谐社会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