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是否应该有道德意义? 桑塔格有关疾病的“去意义”策略和“生理主义”态度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然而, 当这种“生理主义”涉及艾滋病时, 桑塔格就遭到了许多批评。对此, 英国学者安吉拉·默克罗比就曾指出: “她的小心翼翼和谨慎态度激怒了批评家。她避免谈论艾滋病的文化意义和艾滋病的政治意义紧密结合的程度。”默克罗比认为, 艾滋病的意义比癌症更加深远, 与身体政治的结合也更加紧密,艾滋病与性冒险、毒品、同性恋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且还可以传染给所有人。因此, 桑塔格对于艾滋病的文化与道德意义避而不谈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对于这种争议, 当今世界的官方主流文化对于艾滋病问题大都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态度: 可以从各自的立场对导致艾滋病的某些行为进行道德评价, 但对于患者与疾病本身则操持一种给予同情和反对歧视的态度, 这无疑又淡化了疾病本身的道德意义。

   人类生活在一个文化意义的海洋, 其中有许多意义是有关身体的压制性、耻辱性意义, 它们构成了桑塔格所谓“影子的世界”的一部分。桑塔格力图去除患病的身体所承载的道德意义,呼唤一种更加开明、宽容和进步的文化的到来,这种文化将表现出更加鲜明的乐观主义和人道主义。不仅如此, 桑塔格的批评实践还彰显了当今文化研究一贯的批评路线和立场: 在人类的历史上, 围绕着下层阶级、女性、黑人和少数族裔的身体形式, 有着非常丰富和复杂的文化意义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 对于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来说, 摈弃和清理那些具有压制性、歧视性的意义与价值, 是一条远未走完的道路。

　 三、疾病与“他者”的建构桑塔格说: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 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 其一属于健康王国, 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疾病有关社会个体的身体, 也会转化为一种社会身份。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坏事, 那么大多数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患了这种疾病, 总会觉得在道德上低人一头, 于是患者就获得了一种他者身份, 一个健康王国的“他者”。桑塔格的批评实践所代言的群体,就是作为“他者”的某些疾病的患者。她的相关论述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患者或病人被“他者化”的过程, 另一方面又展示了与疾病有关的其它形式的“他者化”过程, 它们有的基于地缘和民族问题, 有的基于政治和殖民统治问题。

   黑格尔曾使用过“他者”  这一概念, 他认为如果没有对“他者”的承认和认识, 人类个体无法获得自身的“自我意识”。比如, 主人和奴隶是互为定义的。表面上主人好像无所不能, 但实际上, 他需要奴隶来确认自身,即他的自我意识的获得依靠奴隶的存在。在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哲学传统中, “他者”也是主体建构自我形象的要素。“他者” (特定群体或个人) 的存在帮助或强迫主体选择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念和价值观念来确定其自身的位置在何处。英国学者丹尼·卡瓦拉罗指出: “‘他性’是所有社会身份中的一个基本要素。他者就在我们之中。当一种文化、社会或团体把某个个体排斥做他者时, 它试图排除或压制的实际上是它自身的一部分.”在文化研究的视域中, 特定社会和文化中的“他者”, 是社会权力结构中处于弱势的群体, 如女性、黑人、作为殖民地的国家和民族、少数族裔等等; 而“他者”作为一种弱势群体的社会身份, 总是积累和携带了大量消极的、压制性的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桑塔格的批评实践促使人们认真审视病人的“他者”身份及其潜在的不公正。

   病人, 尤其那些身体出了严重问题的人, 或被认为是由于虚弱而应该受到特殊照顾的弱者,或被认为是性格和生活习惯有缺陷的人, 或被认为是已经没有发展前途的人, 或被认为是由于自身的邪恶或不道德而应该得到惩罚的人, 或被认为是行将就木的人。无论各种社会话语把疾病的来源归因于天谴、不良生活习惯、遗传或性格,患上重疾的病人都是一种很容易产生耻辱感的作为“他者”的人。比如, 得知自己患了癌症的人总是倾向于对自己所患之病三缄其口, 因为癌症很可能被当作一桩丑事, 会危及他的性爱生活、晋升机会、甚至他的工作。可以说某些病人的“他者”身份, 不仅给他带来精神上的耻辱与痛苦, 还会影响到其生存资源的获得。

   桑塔格特别指出, 那些致命的、对身体外观(尤其是脸部) 有特别损害的疾病最容易获得道德意义。可以说, 人类对于身体完美的追求, 是疾病获得耻辱性意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人类身体力量、美丽和健康的赞美是文学艺术的传统主题, 这似乎为人类的身体提供了一个理想标本, 严重背离这一理想的身体都是“他者”。在论及西方文化如何把残疾人排斥为“他者”时, 英国学者莱恩·伯顿指出: 贯穿有记录之历史的对残疾人的一贯的偏见, 都是由“身体完美”的理想和对“完美神话”的追求引起的,这种对身体完美的追求将引起包括恐惧、害怕、焦虑、厌恶、怀疑、怜悯、过度保护等一系列常见的社会反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人类社会与文化建构了许多基于身体疾病或缺陷的“他者”, 病人、侏儒、残疾人、智障者等等, 他们都是社会与文化中的“他者”, 都因为自身的“他者”身份而饱受耻辱。比如, 为了追求身体(和道德) 的完美, 希腊人谴责残疾———火神赫菲斯托斯就因跛足而被流放到地狱; 罗马人赞同杀死虚弱的婴儿的习惯, 还把残疾人当作一种娱乐工具, 他们让侏儒和女奴隶进行格斗表演; 中世纪时期, 残疾的身体常被当作为撒旦工作的证据, 尤其是不健康的婴儿, 还被认为是被仙女偷换后留下的又丑又笨的孩子。

   桑塔格还特别关注与疾病有关的其他形式的“他者化”过程, 她指出: “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 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异族等同起来。被判定为邪恶的人总是被视为或至少可能被视为污染源。”作为“他者”的异族、异邦、异域(通常是原始地区) 或敌人, 往往被想象为疾病的传染源。这种想象成为建构“他者”的手段,成为各种形式的排外、歧视和敌对宣传的工具。

　“他者”的存在, 是一种文化与社会不和谐、不公正的体现, 而基于疾病、残疾等身体形式的“他者”建构尤其显得诡秘。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乙肝歧视”、“艾滋歧视”和“SARS恐慌”以及对残疾人的各种偏见仍然存在。把某些病人和残疾人建构为“他者”, 反映出某种文化在克服死亡恐惧和身体焦虑时的无力与自私, 反映出这种文化对死亡的阴郁与悲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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