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另一位诗人柳宗元在其《渔翁》一诗中的：“回看天际下中流 ，岩上无心云相逐” 也颇富禅意。他的《江雪》：“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空寂寥廓、寒江凝雪 ，惟有孤舟独钓 ，这在一片静谧中体现出了孤舟渔翁的孤独、寒寂。此诗被认为有“人境俱夺”之佳境。佛教在中国本土的传播中 ，逐渐从诵经苦修中走出来 ，提出“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思想。
在佛教禅理“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影响下 ，唐诗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文载道、诗言志、词缘情”旨在言志言情的诗词其魅力在于“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言已尽而意无穷”的妙境中。这种若有若无、言浅意浓的韵味 ，关键在于体味和悟 ，它与禅宗直指内心、不可言传的“悟”相通。因此 ，诗禅相通 ，诗为禅添文采 ，而禅为诗增境界 ，即“诗为禅客添花锦 ，禅为诗家切玉刀” 。
这类充满佛理的诗歌主要是对佛教和佛教徒的咏颂 ，或是对佛教禅理的直接传达。佛典“十二分教”中有两部分韵文 ，即“祗夜”和“伽陀”。“祗夜”又称“重颂”、“应颂”，是以韵散结合的方式直接叙述佛教教义的；“伽陀”又称“讽颂”或“孤起”，是以带韵的短文来宣讲佛理的。用诗歌来歌颂礼佛是古印度的传统。此二者在汉语中译为“偈”、“颂”或“偈颂”，多为佛经中的赞颂词 。佛教传入中国后,翻译时为便于诵读和理解 ，将它们按照中国诗歌的传统形式。主要形式是五言 ，也有四言、六言、七言翻译出来。但作为传道布教的工具 ，语言必然要求通俗易懂 ，受佛典内容与形式的限制 ，在翻译时做到字数整齐一致 ，就不能讲求严格的节奏、韵律 ，因此这些偈颂就成为类似于接近口语的通俗诗。这种通俗诗体影响了唐代的诗风 ，即中唐时通俗诗风“元和体”的流行。文人的情感、体验不仅具有了往昔不可比拟的充沛活力 ，而且在更高精神理想的投射下发生了质的转化与提升 ，从而更富有人性的光辉 ，也更具有文化的色彩。心灵世界的更新 ，为艺术在初唐获得全面发展奠定了健康的精神内蕴 ，说到底 ，“一件艺术品本质上是内心世界的外化 ，是激情支配下的创造 ，是诗人的感受、思想、情感的共同体现。” 唐诗歌不仅一改往常的柔糜气息 ，变得骨气端翔、音情顿挫 ，而且还走出宫廷台阁 ，表现出广阔的宇宙意识和弘深的历史意识 ，这些新变都为盛唐气象的到来做了良好扎实的铺垫。而且在宗教哲学观念的选择上表现出越来越大的自由。这种自觉自愿的能动选择 ，激活了文人心灵深处的情感 ，引发了他们丰富生存状态的渴望。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大致窥得佛教影响唐代诗人意识的嬗变之迹 ，以及此种影响在唐代诗歌理论与创作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联系王维、李白、王勃、柳宗元等人以寻觅中国古诗词中宗教色彩的历史渊源 ，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多文化的形成过程，从而体现了本民族文化通过外来文化影响，建立了丰富的中国思想文化宝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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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海沙，初盛唐佛教禅学与诗歌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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