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湖湘汉学不兴，按照曾国藩的解释，乃因“前哲之倡导不宏，后世之欣慕亦寡”，是固守理学传统的结果。要改变湖湘经学不兴的局面，必须重新解释湘学传统，确立汉学在湘学中的合法位置。因此，以汉学为参照，建立新的湘学知识谱系，就成为叶德辉等人的努力所在。
　　第一，追溯前贤，重寻湘学知识谱系。
　　叶德辉从汉学传承的角度出发，明确地、完整地描绘了近代湖湘汉学的知识谱系。
　　作为理学之邦，湖南曾涌现出一批理学名臣。“道咸之间，粤逆倡乱，湘军特起，成勘定之功。其间柄兵大臣如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以及罗忠节、王壮武诸公，皆以理学名儒，出膺艰巨。”这些理学名臣无疑是湖南作为忠义之邦的形象代言人。不过，叶德辉认为，讲学与论政是两回事，事功与著述分属不同的范畴。因此，在建构湘学知识谱系时。叶德辉无意于表彰这些理学名臣，而是以汉学为标准，重点凸显那些对湖湘汉学发展意义重大之人。所谓“三吴汉学入湖湘，求阙斋兼思益堂”；表彰曾国藩、周寿昌在汉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从曾国藩、郭嵩焘到王先谦，一脉相承，构成了湖湘学术传承的又一主线。
　　曾国藩是湘学知识谱系中的关键环节。“湖南自军兴以来，士争务于功利。湘乡曾文正督师戡乱，不废弦歌。每克一名城，即补秋闱、创书局、礼名士。至今大江南北，祀之瞽宗，名以精舍。”曾国藩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湘人，就在于他不以功利为唯一目标，而倡导经学。曾国藩在学术上主张汉宋兼容，在本省人士中，实开“三吴汉学入湖湘”之先河。然而，“其文章教泽，未被于乡里”。郭嵩焘出使海西，归主“思贤、城南讲席。侍郎之学，本永嘉、湖州遗法，课士以事功，范之以程、朱之诚敬。于时湘人薄言外务，侍郎谆谆以告于人。坐是而得众谤，久之不合去”。郭嵩焘有志张大湘学，也不为湘人所容，未能实现抱负。王先谦继两公之后，“治经宗两汉，论事以救时为先。自思贤、城南移席岳麓，士之沐其教者，类多能文章、达时务，以蕲全于世用。”两公未竟之志，王先谦得以一一实现。王先谦不仅以忠君卫道、羽翼圣教为己任，力矫士风之浇薄；而且疏经注史，成为晚清汉学重镇，由此改变了湖南不知汉学为何物的形象。因此，在叶德辉看来，王先谦无疑是湘学领袖。
　　除本省人士之外，外省人如吴荣光也应成为湘学知识谱系中的一员。吴荣光，字荷屋，广东南海人，是清代著名学者阮元之门生。他1833年任湖南巡抚期间创办湘水校经堂，汉、宋并重，将汉学引进湖南。1836年吴荣光罢职之后，湘水校经堂三十余年名存实亡；此后又几兴几废，故其对于湖湘汉学的意义长期得不到认识。随着湖湘汉学的兴起，吴荣光的意义才逐渐得到彰显。郭嵩焘称赞吴荣光创办湘水校经堂“实开偏隅风气之先”；王先谦则不但肯定湘水校经堂开湖湘经学之风气，而且表彰它在造就人材方面的作用，认为湘水校经堂“一时造就人才如周自庵(寿昌)、郭筠仙侍郎(嵩焘)昆弟、孙芝房侍读鼎臣、凌荻舟中翰玉垣，号称极盛”。郭、王对湘水校经堂的肯定，都还局限于对湘学影响本身，至叶德辉，则放眼全国，将湘水校经堂的意义进一步提升。他说：“中丞抚湘，增广岳麓书院诸生膏火，创建湘水校经堂，拔置通经史识时务之士，至今古学号为中兴，得人亦称极盛。百年以来，巍科高第著述名家，与文达抚浙所建之诂经精舍、抚粤所建之学海堂若神山之相望久矣。”湘水校经堂的创立，不仅是改变了湘中不知古学、学术人材匮乏的局面，简直可以争胜于诂经精舍与学海堂，在全国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叶德辉表彰湘水校经堂的学术成就，借以凸显湘水校经堂确立的湖湘学术传统。直到1915年叶德辉设立湖南经学会之时，还以庚续湘水校经堂的经学传统自任。
　　第二，导引后学，再树湘学新形象。
　　提倡汉学，传播汉学，是改变“吾湘经学之陋”情形的主要途径。由于王先谦等人的努力，当汉学在全国总体上走向衰落的晚清之际，湖湘大地却出现了“汉学大盛，风流湘楚，人人骛通博以为名高，而耻言程朱”的局面，自此以后，湘中后生“多能明古今之别，知汉宋之分”。在此基础上，叶德辉又推动湖湘汉学朝正宗的方向发展。叶德辉认为：“崇圣不可以徒致，必首事于通经。”对于士子而言，尊儒不光体现在信仰或操作实践上，也应体现为对儒学知识系统——经学的研究与传衍上；“通经不可以陵节，必循涂于识字。”强调通经必先识字；“诏后学以所从入，必先于簿录考溯其远流，开示其阃奥。”因此，叶德辉不但自己一生治学以《说文解字》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工具，而且以此教授弟子，提倡经学具体落实到文字训诂与目录版本学。湘学若真要改变经学不兴的局面，必须由此人手；唯其如此，才能做到内行人格，避免为外人所笑。
　　叶德辉之出此言，有鉴于外界对于湘学的评价。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就曾很不客气地说：湘中经学诸家尽管门径不同，但有一事则为诸家同病，“盖于江、戴、段、孔古音之学实未得其分毫也。偶一举及，其疵病立见矣。”章太炎对湘中名儒王间运尤多批评，直言“三王不识字，此公殆尤甚”。叶德辉多次援引章氏此语，既是为了批驳王间运，也是为了警醒乡党。在叶德辉的努力下，研习文字训诂、目录版本渐渐成为湘学新风尚。叶德辉弟子众多，均能紬经好古，昌衍其业，在文字训诂与目录版本方面有所成就。
　　更为重要的是，叶德辉对于湘学的反思意识也为湘中后学所继承。民国年间，湘中学者李肖聃还慨叹：“假令砚仙(龙璋——注)生承平时，与王、段诸公为友，讲明字例之条，湖南文字之学，不如是之未昌也。”犹以湖南文字学不昌为憾。而叶德辉的弟子杨树达即使在自己已走出了湖南、成为全国著名的学者之后，仍然念念不忘振兴湘学、一洗湘人不识字之耻。《积微居回忆录》上记载：
　　“太炎先生尝云：‘三王不通小学。’谓介甫、船山、湘绮也。三人中湘士居其二。余昔在北京，曾与星笠谈及此；余谓此时吾二人皆游于外，他日仍当归里教授，培植乡里后进，雪太炎所言之耻。星亦谓然。”
　　此处所言“星笠”即曾星笠(运乾)，湖南益阳人，著名的训诂学家。亦可见湘中后学将自己的学术努力与树立湘学新形象联系在一起。曾、杨的学术成就都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尤其是杨树达被陈寅恪誉为“当今文字训诂之学第一人”。此外，民国年问著名的湘籍学者余嘉锡、张舜徽、陈天倪等，亦均以目录版本、文字训诂、经学考证见长。这些著名学者的产生，改变了湘学不以考据为能的形象。至此，叶德辉等人振兴湘学经学的努力才算开花结果。
　　综上所述，省籍意识不仅是对以省为单位的桑梓之地的归属感与自豪感，也是对本省地域学术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他省地域学术文化的区分。在他者的认识中反观自我，使得外省人的评价成为本省人认识自身的重要参照系。叶德辉对于湘学的重建，充分折射出近代以省为单位的地域学术文化发展中的复杂性。他一方面恪守湘学忠君卫道的传统，继承了湖南人的文化使命感；一方面尚汉学的治学倾向又使他对湘学多有讥刺，产生了作为“湖南人”的身份认同危机，并在文化认同上回归原籍，以接绪三吴汉学之传统为己任。然而，叶德辉夹杂着外省人优越感的湘学批判，恰恰又顺应了晚清以来湘学内部自我反思思潮的发展。这使得叶德辉在湘学发展中扮演了多重角色：既以一种外来者的身份审视湘学，又带着本省人的焦虑来改变湘学。他延续了自郭嵩焘、王先谦以来的思想主张，通过构建湖湘汉学知识谱系、建立湖湘新学术传统的方式来发展湘学。从王先谦、叶德辉的思想逻辑来看，“三吴汉学人湖湘”不仅仅是湖南与江苏两省之间的学术文化竞争，也是湘学向学术主流靠拢的过程。振兴湖湘汉学成为他们提升湘学在全国的学术地位的一种选择。这种努力改变了外界对于湘学的固有认知。不过，从今人的角度看，王先谦、叶德辉的努力，又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如果说，乾嘉时期流衍大江南北的汉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术主流风尚的话，那么，在新旧递嬗、学术转型的清末民初之际，新学的萌蘖与发展早已取代汉学，成为学术发展新主流。对于学术发展总体趋势的失察，使得叶德辉等人固然在守旧方面有所成就，却未能与时俱进地预新学之流。限于篇幅，对此只能另作专文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