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观念上创新。观念和思维支配着人的行为活动。只有观念和思维获得了更新，人的行为才有可能发生质的改变，进而才有可能对关乎人类和民族文化的一系列关键性问题获得一种合乎未来发展的认识。要实现观念上的创新，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培养民族的自信心和全球的战略[光以及面向未来的意识。由于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的剧变，民族文化中一些原有的文化元素，尤其是观念、意识及思维与行为方式，已不适应目前时代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世界先进文化的水准来重新审视本民族的文化，根据时代精神与时代需要，以现代的文化理念对传统文化优异资源进行创造性重释与重构，全面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尽快跟上当今世界文化快速发展的步伐。
(2)内容上创新。中华文化深厚悠久，具有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形态和内涵，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难得瑰宝。诸如以儒家的“天人合一”和道家的“顺其自然”协调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儒、释、道的三位一体协调着人自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多维文化中的以人为本、讲究诚信、重视教育、崇尚和谐、倡导德治等等，至今仍是文化全球化中极有价值的资源和精神财富。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民族文化的传统之中也保存着不少糟粕。这就要求我们在创新过程中，既要看到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又要对其中的糟粕有清醒的认识。为此我们必须遵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改革更新传统文化中一切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念；按照“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积极地汲取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所有世界文化的优秀成分；根据“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原则，博采众长、求同存异，创建出一种融合东西方文化精粹、承载人类共同利益的文化新模式，实现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3)形式上创新。民族文化在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化样式，实现新的融合。面向全球文化的竞争，仅有“模仿”“引进”是不够的，我们的文化应当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应当有自己的原创，有自己的文化话语、思想创造和文化精品。新的民族文化的形式应该既体现着民族特色，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尽力追求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完美统一。为达此目的，就应该解放思想，打破狭隘的地域和民族自我封闭的孤立状态，破除一切束缚人们思想发展的教条主义观念，允许并敢于对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进行大胆的尝试与创新，努力创建出一种既尊重传统，又与时代同步前进；既体现着民族精神，又反映着时代心声的新型文化。
总之，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创新就是要建设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型文化。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入世界文化的需要，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
诚然，文化的整合与创新是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的必然选择。但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加强民族文化建设时，还必须重视以下几点：
第一，坚决反对两种倾向：民族自大心理与民族虚无主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正受着西方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这使我们环顾民族文化的生存环境时难免总有一种“狼来了”的感觉。的确，与强势国家咄咄逼人的气势相比较，弱势民族在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较量中被迫处于守势地位。没有强有力经济的实力作屏障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很难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强势文化的对手。弱势民族一方面担心赶不上经济全球化浪潮，另一方面，又担心文化融合会消解民族文化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弱势一方容易产生两个极端，一是民族自大心理，一是民族虚无主义。民族自大心理即妄自尊大，自以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至善至美的，拒绝接受一切新东西，只看到文化的冲突，看不到文化碰撞带来互补的可能，无端排斥人类文化中富有价值的共同准则。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心态封闭自我，有意放大不同文化间的对立，强化对外来文化的轻蔑和敌视，维持一份表面的虚荣和自足，其结果只能带来文化的衰落。而民族虚无主义则惊羡西方发达国家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几乎都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产生深刻怀疑，进行激烈批判。他们普遍以发达国家的先进性贬斥自己的落后，从传统的自大走向现代的自卑。无论自大还是自卑，我们都必须坚决反对。
第二，正确处理两种关系：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文化不仅是“软国力”的核心，也是构成“硬国力”的重要方面。在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越来越呈现出彼此渗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态势，与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与政治相互交融，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建设必须加强，但在加强文化建设的同时，必须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不仅因为经济是基础，是我们党的长期的中心工作，是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更因为经济是一切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前提，离开了经济的支撑，文化建设寸步难行。要知道，文化的强弱与文化所属的民族国家的强弱盛衰呈正比关系，西方文化霸权的确立，说到底是因为有强有力的经济作支撑。因此，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以经济发展促文化建设，以文化建设促经济发展，两者之间要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这是必须牢牢把握的一个基本原则。
第三，努力提高两种能力：吸纳能力与输出能力。文化吸纳与文化输出是文化正常交流中的两个不同的侧面。形象地说就是“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并举。鲁迅先生在力倡“拿来主义”的同时，也并不反对“送去主义”，他说“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10]在大力进行先进文化建设的今天，实行“送去主义”与实行“拿来主义”同样值得重视，因为世界文化从来都是相互交融的，全球化中的文化交流也应该是双向的、平等的。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现在“拿来主义”是重视了，但“送去主义”则不够。实际上，每一种文化正常健康地发展既需要善于吸纳，又需要善于输出，不能片面地强调吸纳或输出。中国现在在外贸上有“顺差”，在文化交流上则是“逆差”。我们应当努力改变这种情况，通过输出文化扩大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在文化全球化中采取积极和主动，在不断改善自己的前提下与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在丰富世界的同时实现自我发展。
第四，自觉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创新文化体制和生产机制，大力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市场经济的时代，文化市场的开拓，必然依赖于市场机制。而经济全球化也自然导致文化市场超越国界的藩篱，形成一个国际市场。因此，我们必须紧跟时代需求，解放思想，重新认识文化的生产本质，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加强政策扶持，建立多元投入机制，为解放先进文化生产力，促进文化加快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为此，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以文化生产为中心繁荣文学艺术。要围绕受众组织文艺生产，推动多出精品力作，大力培养拔尖文艺人才，坚持“三贴近”，加快建立有效的文化艺术生产机制，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鼓励多创作、多]出、多生产、多出名家名作。二是把文化产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文化的全球性发展不光以文化作品、学术语境、思想范式等形式扩散，而且也以产业形态辐射。当下，西方文化就是通过产业形态对弱势国家强行准入，直接威胁到弱势民族的文化安全，进而危及到生存和发展。为摆脱文化殖民威胁的困境，我们必须实施文化产业的战略性调整，构建适合于本国的文化产业体系，创造文化产业的优势品牌，培育多种体制的文化企业，引导文化企业参与国内外产业竞争。三是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强城市文化建设，切实改善农村文化生活，让全国人民共享先进文化的发展成果。
注释：
[1]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J].读书，1998（11）：8.
[2]高永晨.文化全球化与跨文化交际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22.
[3]（英）约翰·汤林森著，郭英剑译.全球化与文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16.
[4]张新华.信息时代国际政治的]变趋势[J].国际观察，1998（3）.
[5]邹广文.全球化进程中的哲学主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3(6).
[6]（英）罗素.中西文明比较[J].胡品清译，一个自由人的崇拜[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
[7]乐黛云.跨文化对话（2）[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6.
[8]苏国勋.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共生[J].国外社会科学，2003(3、4).
[9]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1997(3).
[10]鲁迅.鲁迅全集(6)[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