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以后，工商资产阶级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在若干城市操纵地方政治，在城市各项活动中的影响愈来愈大。1914年，北洋政府下令限制烘灶，禁没茧行，说是为了防止利润外溢，结果造成茧丝业凋敝。无锡资本家起而争诉江苏省政府被迫决定弛禁开放，“无锡，行之设立，乃如雨后春笋”(《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四篇，第2章。)。杭州商务总会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通电反对曹汝霖等人的卖国行为。1925年五州惨案后，杭州成立“浙江省各公团联合会”，劝告商界停售日货，不再购进英、日纱布。该会还发动商家不买卖英美烟草公司的卷烟，劝告市民不吸英美烟草公司的卷烟，不穿、不用英、日洋货。国产卷烟乘机崛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杭州商务总会又发动抵制日货。
文化教育及社会风俗，价值观念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以新式学校为例，到1935年，安庆有中等学校9所，高等学校1所，小学35所(李挈非：《怀宁风土志》，第88页。)。安徽大学有文、法、理三个学院九个系。在教学方面已符合近代化的要求。在若干城市，封建陋习受到冲击，在较广泛的范围内接受了近代思潮。
纵观历史，社会发展和进步大体上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社会生产的发展，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所谓近代化就是社会历史在上述三个方面逐步摆脱封建主义，走上新的道路，在经济上出现资本主义私有制，出现近代机器大工业，并实现科学管理；在政治上改变封建专制主义，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在文化教育方面，提倡并发展科学，提高人的知识技术、思想道德水平和素质。从这个标准来看，从1840年到1937年，特别是20世纪的三十多年，长江下游城市，在向近代化方面迈开了步伐，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二
中国城市的近代化是在列强侵略、传统势力坚韧的条件下，向西方学习逐步实现的。从长江下游城市看，它们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是：传统商业经济发展程度、地理环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及地区文化传统等。
长江下游较早出现近代工商业，走上近代化的城市往往是传统商业发展比较充分的地区。例如无锡，在清初以棉布、粮食为主的商业活动就相当繁荣，素有“布码头”、“米码头”之称，皖豫米商纷纷麇集。
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又和这些城市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联，有一个良好的地理条件是较早走上近代化的因素之一。无锡商业繁荣得益于良好的地理条件。它地处太湖之滨，江南运河横贯其境，四乡河港密布，水陆交通均极方便。无锡土质肥沃，气候温和，粮食、蚕桑、棉花产量均丰，这样的自然条件为缫丝、棉纺和面粉三大部分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无锡又靠近上海，有自己的腹地，但它又是上海的腹地。无锡成为上海生产或进口商品内销的中转城市，它从上海输入商品，又把这些商品销往周围各县。周围城镇的原料和初级产品也通过无锡出口到上海。这对无锡的近代化，无疑起了促进作用。
地理条件的恶化，使城市发展停滞或衰落．镇江是一个例子。镇江是大运河和长江的交会口，长期以来是江南贸易的中心。1858年开辟为通商口岸，据1906年海关统计，镇江贸易总额高达35，949万海关两。沪宁、津浦两铁路通车后，山东境内和苏北北段大运河也淤塞，镇江的地理条件改变了，此路货物大宗由铁路经徐州、南京转向上海，到1931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减少到20，926万海关两，仅及1906年的58％。常州又是一个例子。常州位于苏南东部水陆交通的交接点上，自古以来毗陵驿是水陆兼备的驿站，规模很大，常州又位于运河双面滑梯型河床的东面底部，河到常州趋于平缓，因而常州又成为舟船停泊聚会之地，聚集了大量出入长江的船只和物资。加上陆路交通方便，常州遂成为江南商业中心城市，“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但是，近百年来一因北运河淤塞漕运改道，二因1908年沪宁铁路通车，常州虽在铁路线上，但失去了转运功能，经济地位逐步下降。
还要考虑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首先是资产者的主观能动作用。镇江、常州都因地理条件的改变而衰落，可是，后来常州的近代工业却迅速发展，镇江却一蹶不振。原因何在？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起了决定性作用。
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棉纺织业面临危机，而地理条件远不如无锡、南通的常州，大成纺织染公司却成为一颗明星创造了奇迹，带动了常州城市的发展。1930年刘国钧集资50万元，盘下了大伦布厂，改组为大成，当年就获利10万左右。从1930年到1937年，七年中股本红利及职工分红共支100万元；大成拥有的设备。纱锭从1万增加到9万枚，布机从260增加到3，000台，漂染设备从零发展到5，000匹布(“大成公司沿革”，见《常州纺织史料》第11辑。)。在纺织工业整体萧条及常州地理环境不佳的不利条件下，大成公司如此引人瞩目的成就，关键在于经营人员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总经理刘国钧认为一个工厂要靠多出货色、出好货色、出比别人便宜的货色，才能发达；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第一流的技术，第一流的管理，关键则在有人才。他出任总经理后，第一件事就是不惜重金聘请贤才。他毅然以每年5，000元的高薪聘请一位知名专家主持工务。这5，000元相当于大成注册资本50万元的1％，相当于当时60个熟练工人的工资。
在推动近代化方面，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大小又与地区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为什么常州城绅坚持“诗礼传家”，蔑视工商业，而无锡则反是？这和地区文化传统有关。无锡地区存在着比较鲜明的经商致富的文化传统。历史上三致千金的货殖专家陶朱公—一范蠡在无锡留下脚印，他的事迹深深地烙在无锡人的思想上。在无锡几位著名企业家的著作、行状、哀启中，述及他们的经济活动时，都要提到范蠡。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说：“尝试陶朱公，意则屡中，非偶然也。”明末无锡东林党人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矿监、税监对工商业的暴敛，维护工商业的利益，也对元锡人从事经济活动起了某种导向作用。经世致用思想和西方文明，造成了薛福成这样的知识分子。年轻时薛福成就抛弃空洞的时文，致力于经世实学。在从政生涯中，感到必须先富，然后才能富强。他还看出：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在于振兴了商务，认为中国首先应该发展工商业。薛福成宣传发展工商业，藏富于民的理论加强了无锡社会人士发展工商业的志向。他的儿子薛南溟弃官回家，在无锡“经营地方实业垂三十年”，形成了以水泰丝厂为主干的薛氏资本集团。范蠡货殖致富，东林党人反对摧残新兴工商业，薛福成主张发展工商业藏富于民，这些事件和人物在无锡形成经世致用、重视工商业、长袖善舞、自由竞争的地方文化传统，有利于推动无锡城市向近代化的方向发展。
以上各种因素都影响着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在不同的地区，这许多因素发挥大小不同的作用，相互牵制、抵消、结合，形成不同的合力。正是这种不同的合力推动各种不同的城市沿着不同的轨迹走向近代化，并取得不同的成就。这样也就形成了城市近代化轨迹的多样性。
就长江下游城市而论，南通城市是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在经济、政治、文教、社会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有步骤的近代化建设。南通近代化的主持人张謇把这种道路称之为“地方自治”。他借用西方地方自治的若干手段，并改革吸取西方地方自治的基本原则——居民自决。他在这个区域内强调儒家社会伦理，并把它和政治力量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实体。无锡城市则集中力量发展工商业，在此基础上形成六大资本集团。他们“人自为战”，“时至势会”，使无锡的近代工商业有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工厂企业及各资本集团内部都有周密的发展计划，但是，从整个城市来看，却缺乏统一的城市近代化的规划，这和南通是大不一样的。常州城市近代化又是另一个轨迹。“变商为工”是常州工业资本的主要来源，纺织染“一枝独秀”，成为常州近代经济的轴心。芜湖是根据不平等条约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商业却一直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宁波人善于经营，冒险进取，外出经商，积累巨额财富，形成实力强大的“宁波帮”，然后在家乡投资兴办近代企业及社会文教事业，使宁波城市逐步走上近代化。
城市在近代化过程中往往是“异质同存”。封建农业和资本主义商业同存，列强侵略与城市近代化同存，乡村的封建统治和城市资本统治同存，洋学堂与传统私塾同存，无神论者和基督教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同存，自由恋爱与买卖婚姻同存，复古读经与科学技术教育同存，如此等等，成为城市近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由于各个城市各种因素发挥作用所产生的力量大小强弱不一，因此社会异质性在各个城市的表现也就不一样。
城市近代化轨迹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必然。社会的异质同存也是近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各种不同的质，在近代化的长期进程中逐步融合，也是中国近代化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