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办洋务企事业，“上受制于腐败之清廷，中受制于保守之同僚，下受制于愚昧之国人”(转引自李守孔：《李鸿章》传。)。每倡导一洋务事业，都遭到顽固派的阻挠、攻击、“不能尽行其志”(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专集》三，《李鸿章》。)。如修筑铁路问题，早在1863年冬，李鸿章率淮军攻克太平军占领地苏州时，就有英美侨商联名请求李修筑上海至苏州间的铁路，但因畏惧顽固派攻诋而未敢接受。1874年李鸿章向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䜣正式提出建清江浦至北京铁路，恭王表示赞同，但不敢上陈，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绝口不谈。1881年，李鸿章支持刘铭传的“暂借洋债”修筑南北四干道的主张，一时舆论嚣然，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反对尤烈。王在奏议中痛反李鸿章是“变法改制”、骂他是“跋扈不臣，俨然帝制”、“是假外援以窥神器”(《李鸿章年谱》，1881年，3、4条。)。把篡权夺帝位的重鼎压在李鸿章的头上，致使李不敢入奏，内地修铁路计划未能实现。李鸿章也只能凄凄悲鸣：“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患为患，日鳃鳃然欲收将帅疆吏之权，又仅挑剔细故，专采谬悠无根之浮言。”(《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三。)他认为天下事无不误于互相牵制，并表示“鸿章生平不能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为了开平煤矿运煤的需要，他奏准修筑自唐山煤井至胥各庄一条全长20里的运煤铁路，这是近代中国修成的第一条铁路，后延修65里至阎庄，1888年修至天津。同年又建议由海军衙门奏准修筑津通铁路，从此开创了中国近代自修铁路计划之始。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海防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他以在清廷的特殊权位，使其所控制的北洋海军得到了良好的近代化装备和扩展。在“为北洋捍门户，为京师固根本”的思想指导下，依靠向德、英等国购进铁甲、巡洋舰及大小船支；又从闽沪厂调进自造轮船，编组成拥有各种舰艇25艘的北洋舰队，并先后在大沽、旅顺口、威海卫等建筑船坞，“其规模闳阔，实为中国坞澳之冠”(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卷四。)。在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修筑的各炮台“相为犄角，锁钥谨严”，获得了“东海屏藩”之誉。所以李鸿章在巡阅海军事竣折中，心满意足的吹嘘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80年代后期，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激烈，主持海军衙门的奕譞为满足慈禧太后享乐的需要，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户部尚书翁同禾“不能正言抗旨，撙节国用，以备不虞”，李鸿章也“未敢渎请”，还公然表示支持奕譞的作法，因而严重影响了海军的建设与扩展。清王朝统治者昧于形势，歌舞升平，尽情享乐，腐败已极，日本却极力遵循“强兵为富国之本”，“耀皇威于海外”的军国主义方针，积极扩军备战。作为统治者中较识时务的李鸿章是察觉到了的。当1891年翁同禾奏请南北洋购置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时，李鸿章复奏就气愤的表示：“方蒙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惧非重海防，兴士气”(《洋务运动》丛刊（三）。)。他看出日本“狡焉思呈”的侵略野心，在奏折中忧心忡忡地说：“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窃虑后难为继。”(《洋务运动》丛刊（三）。)形势的发展正如李鸿章所预料，因清朝统治者的腐败，中国海军建设止步不前，日本海军则由弱变强，发动侵华战争。由于李鸿章贪恋权位，忠诚地执行慈禧太后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避战保船，乞求帝国主义出面干涉之误，加之北洋海军自身的腐败因素，各省大吏又“徒知划疆自守”(转引自李守孔：《李鸿章》传。)的地域、派系之见等种种原因，致使北洋海军及所有海防设施也随甲午战争的失败而覆灭。李鸿章误国、卖国之罪是不可饶恕的，但不等于所创办的近代海军、工程功绩也随李鸿章的卖国之名而被唾弃。“作史者必须以公平之心行”(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专集》三，《李鸿章》。)。李鸿章是生在不以个人意志为选择的时代与社会，他虽以封疆大吏辅佐清政权，又久居要津、柄持大权，但鉴于封建政体，慈禧太后专权，全国军旅皆腐败，各省大吏“徒知划疆自守”，立于他人背后“摭其短长以为快谈”(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专集》三，《李鸿章》。)，军政出于多门，洋务事业受多方掣肘，他也有“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转引自李守孔：《李鸿章》传。)的苦衷。所办洋务事业，“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转引自李守孔：《李鸿章》传。)终被日寇的炮舰撞垮了。但应该承认的事实是，这些军事设施、海防工程、北洋海军在反击外来侵略者的“炮战”、“海战”、“陆战”中都发挥了近代化人才和武器的威力。
闭关自守的中国封建大门，被资本帝国主义的鸦片、炮舰撞开，他们对中国施行划分实力范围的殖民掠夺政策。为此，他们既要在自己的侵略势力范围内，输出一些在本国来说是落后了的，而对于被侵略的落后国家却又是先进的技术，以适应其掠夺的需要；又要在科技、资金、人才、资源、管理上控制中国近代化事业，阻碍它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李鸿章为主观因素及客观条件所限制，是不可能认清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的。但他在当时极复杂的环境形势下，冲破重重阻力，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对资本主义侵略者还能保持一定的警惕。在人才、技术上力求摆脱外国人的控制。还在1865年他就说过：“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学习西方要师其法而不必用其人”。创办江南制造局意在“取外人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轮船招商局的商股股票，要求填写姓名、籍贯”以杜洋人借名”，股票“不准让与洋人”，以防范洋人对招商局的控制。设上海织布局，要求“以华棉织布，酌耗成本，抵敌洋产”(《洋务运动》丛刊（七）。)。这些措施反映了既要学习西方的长技，又体现维护企业独立自主的竞争意识。在修铁路问题上，他一方面支持刘铭传的引进外资修筑铁路的建议；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防范洋人控制铁路主权的措施，诸如规定“一切招工购料经理铁路事宜，由我自主，借债人不得过问”；“不准洋人附股”、“不得将铁路抵交洋人”；所借洋款“由国家指定日后所收铁路之利陆续分还”(《洋务运动》丛刊（六）。)。北洋海军的建设，主要依靠向英、德、法等国购买船舰、技术，聘请外国人训练军队。任教习的外国人还可“畀以提督衔”，但这种头衔”在吾国不过虚号崇优，非实职也”，“其职守在于备顾问”。还规定了在舰队任职的外国人，都是受雇于中国的雇员，“一切调度事宜，事权悉由中国主持。”(《洋务运动》丛刊（一）。)在当时中国处于救亡图存的时代，既依靠外国技术、人才建设近代海军、海防、铁路；又注意防范洋人渗透、控制。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加之李鸿章自身的买办、封建意识，及能力所限、派系私利所为，这些规定多是“纸上谈兵”，不可能都兑现，但在字里行间，却仍可见到闪烁着追求自强、自立、维护主权和民族利益的爱国思想。
李鸿章在清王朝从“少年科弟、中年戎马、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勋爵、疆吏的显荣权位，决定了他的反动本质，与封建统治相依为命的关系，障碍了他“结民心以战胜旧党”、“雷厉风行地改革庶政”朝资本主义转向。他举办洋务活动，是为了挽救风雨飘摇中的清朝封建政权；他勾结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用引进的技术、军事工厂自造的、帝国主义提供的近代化枪炮、共同残酷地镇压了农民起义；又利用引进的先进技术、外资、人才举办国防、海防工业、交通运输等民用企业，试图抵御资本帝国主义军事、经济侵略。在不同程度上起了与外国资本主义争利、抗衡的作用，维护了清王朝的苟延残喘，这是李鸿章的本意。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人的“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李鸿章所进行的洋务事业，实际上也产生了与李本来意愿完全相悖的结果。他没有想到引进的先进科学技术、近代教育会冲击封建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破坏封建制度的根基；他没有料到倡办的练兵、制器、造船、开矿、铁路、邮电、办学等不仅增强了国防近代化以抵抗外侵的力量，增强了独立自主的竞争意识，而且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引进、中国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从封建政权里直接脱胎出来，产生了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加速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垮台和资本主义发展。这种符合人民的愿望、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不是李鸿章的预期目的，但这些进步因素的萌发，又无不与李鸿章“超卓之眼孔”、思想、行动紧密相联系。既然洋务运动的潮流冲开了中国近代化的“闸门”，那么作为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首领人物之一的李鸿章，也自应是这一近代化事业的开拓者，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