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舞蹈是羌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羌人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精神面貌和民族性格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羌族舞蹈“舞风古朴典雅、节奏明快、动作有力、粗犷、健美、热情豪放”，“顶胯”的舞蹈动作很有特征。民俗村尔玛同伴的伴舞，豪放中不失妩媚，她们腰带上坠着的长穗、串珠和各色彩带，随着胯部往复转动，别有韵味。
　　羌族歌舞往往与羌族人民喜怒哀乐的情感表达紧密相连，思想情感变化和表现都离不开歌舞。无论是节日喜庆、丰收还愿、迎宾待客、祭祀鬼神、婚嫁丧葬，羌民都要以舞示意，而且是有舞必歌。尔玛与大川的羌族婚礼便是贯穿歌声与悠扬的羌笛声，人们跳起羊皮鼓舞和喜庆萨朗(“萨朗”为羌语，可译为“羌族锅庄”)，表达欢庆与祝福。
　　羌笛是羌族众多民族乐器中历史最久远、最具代表性的，唐代诗人王之涣有千古绝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同时代的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也写道，“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北宋范仲淹的名篇《渔家傲》中也有“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羌笛音色柔和、纤细婉转，在喜庆丰收、欢度节日、婚丧嫁娶或劳作之余，羌族人民就吹起羌笛，边歌边舞。影片中尔玛婚礼上出现的是现在流行于岷江流域羌人中的竖吹羌笛，音色清脆高亢，带给人虚幻迷离的动人感觉，最适用于独奏，也可以为歌舞伴奏，羌族人民常常用它来抒发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丰富情感。
　　另外，影片也展现了羌族人民的部分婚俗习惯。传统羌族婚礼的程序十分复杂，包括开口酒(说亲)、吃小酒(订婚)、吃大酒(定婚期)、接亲、举办男女“花夜”、出嫁和迎娶。《尔》片中，多巴与尔玛订婚、订婚期，都是遵照的传统习俗。尔玛与大川尽管自由恋爱，其过程也基本符合羌族婚礼的传统程序。影片中的羌族婚礼简化了很多程序，但仍然保留了长筵席、释比(羌族巫师)开坛、新郎挂红、新娘踩碗退煞等传统仪式。
　　可喜的是，影片并没有停留在对羌族文化的展示上，而是透过尔玛与大川两家人在婚礼形式上的意见分歧，表现尊重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这一主题。大川的姑妈是县教育局副局长，代表强势的主流文化，希望在县城为大川举办一场隆重的婚礼；尔玛和父亲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更看重羌族人自己的习俗。为了调和关于婚礼形式的矛盾，大山、尔玛在镇上派出所工作的舅舅、培养过尔玛的文化站站长、大川母亲、邻里邻居以及尔玛的密友依雅都悉数出面规劝尔玛及其父亲，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众人都感觉到大川姑妈身份的重量，以及和这一身份相关的荣誉、权力和名望。只有尔玛认为，“我不觉得，我们羌族人有哪里不如人的地方”。当大川姑妈亲自出面到尔玛家时，尔玛父亲也显得局促和气短，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主张。于是尔玛和奶奶躲到山崖边，影片出现了上文所述的奶奶给尔玛梳头，尔玛伤感吟唱的动人画面，生动地表现了大潮影响下的川西羌寨里，年轻一代面临的抉择与失落。
　　影片的结尾耐人寻味。羌族传统婚礼上尔玛的甜蜜微笑与大川脸上的木然沮丧形成鲜明对比，而热热闹闹的羌族婚礼过后，影片出现“另一种结局”的字幕，贴着大红喜字的中巴车满载着大川、尔玛、尔玛的家人和亲友往县城开去，那里正有一场隆重的汉族婚礼等待他们，这正是影片开始时的情景，大川掩饰不住的兴奋与激动，尔玛却在车上沉沉睡去，影片戛然而止。前方的路上是什么?这正是影片留给我们的思考。
　　5·12汶川大地震使桃坪羌寨和那片地区的羌族文化成为留在胶片上的美丽却不可复制的历史记忆，非物质文化在有形的影像中得以展现，使人理解，供人体味。经过岁月的磨炼和现代文明的洗礼，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原创性和不可再生性会进一步地显现。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涵着奇珍异宝，是电影工作者发掘影视资源采之不尽的富矿；同样，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宣传、保护与传承，电影工作者能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