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阅读了一遍黄裳先生的《书之归去来》。这次读的是中华书局最近推出的新版本，增添了部分新的内容。在中国当代文坛，经得起反复诵读、再三品味的作家寥寥无几，而黄先生无疑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钱钟书先生所说：“散文之风，比来弥盛。学会书刊，各标帜招。众星拱北，百川归海，皆推贤者为教主矣。”虽然只是书信往还的客套话，却也能说明黄先生作为“中国当代书话第一家”的事实。

　　《书之归去来》书中篇目大多选自黄先生历年出版的各种文集之中的谈人与说书类文章。黄先生是一位超级爱书人，对爱书人的心事与情感既感同身受，对书的感受与品藻亦尤觉得趣。读黄先生的书话，不仅能够收获淘书见闻、版本知识、书肆流变、书林掌故等等，更为难得的，是他对于社会与人生的非凡经历和见识，虽然他的言外之意大都藏而不显著，但若细细检索，却仍然极为可观。比如，黄先生在《谈禁书》一文中，历数明清两代的禁书种种之后，突然笔锋一转，说出禁书的标准“也未必全出自‘圣心独断’，大小臣工的努力也是万万不可忽略的。”但凡经过文革磨难、且深受“小人物”迫害的读者，看到这里，自不免会心一笑。再如《关于周作人》一文，黄先生不仅在其中详细分析了“贰臣文学”的历史渊源，同时更对周作人附逆的文化心理进行了深刻剖析，揭示了周作人自认为自己“游戏人间”的姿态，与他本人的“胜业”并不冲突，“实在是一种奇怪而可耻的逻辑，也正是一种文化史上的特殊的扭曲现象。”并进而指出：“我们今天研究周作人，重印他的著作，不是为了将他从耻辱柱上解放下来，而是为了为新文化新文学史提供充分的研究资料，以便从这个非常复杂的人物身上找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使后来者不去蹈他的覆辙。”

　　黄先生品藻旧籍、月旦人物的文字尤其能够显示出他的当行本色。他对老上海的旧书店娓娓谈说、如数家珍；对古籍版本的真假更洞若观火，明言自己这身“门槛精”的功夫完全得自于“交学费”的结果；他不断感叹旧书价格的飞涨；他历数自己淘书过程中的“蠢事”与“豪举”，那种对书的珍惜之心、热爱之情，常常于不自觉间溢于言表——事实上，这样的细节和感受，原是爱书人都曾有过的，但只有通过黄先生的生花妙笔一一道出，才尤其觉得亲切可感起来。

所谓“书之归去来”，本来是书中一篇文章的标题，讲述的是黄先生本人的藏书，在文革后失而复得的一段曲折经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藏书未必不是一种物累，书的命运，人的命运，竟然如此相似。一失一得之间，黄先生已然心似止水，但书若有知，又会向自己的主人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