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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学界开展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以来，作为新儒学“现代三圣”的马一浮（１８８３～１９６７）虽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和研究，但与熊十力、梁漱溟等相比仍然显得冷落。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儒学思想是保守还是现代、是宗程朱还是宗陆王等纯学术的问题上，对马一浮的思想内涵和现实意义缺乏讨论 和开掘。 与已知的相关研究比较，该书材料详实，分析缜密，无论是在视角还是篇幅上，也无论是在史实增补还是订讹上，都令人耳目一新。作者不虚美不隐恶，特别是对积习已久的旧说，根据掌握大量文献予以纠正，使一个真实的马一浮跃然纸上。例如马一浮在１９０４年翻译过一本书《政治罪恶论》，蒋庆在《追求道德的政治》一文中曾认为它对马一浮的影响十分巨大，并说这是一本书改变一个人一生的信仰，决定一个人一生生命历程的典型例子。他认为马一浮在翻译了《政治罪恶论》之后就对人类不道德的政治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反省与极度的厌恶，最后毅然放弃西学，回归中国古老的儒家传统，成为一代儒宗。其实这完全是揣测之词。陈锐指出，对此书的翻译并没有促成马一浮向儒学的回归，而是由对政治罪恶的厌恶遁入了佛道的虚无，去过隐居生活。又比如，对于马一浮在复性书院终止讲学的原因，学界多认为是抗议政府干涉书院事务和停拨经费，这样的认识虽然于马一浮的形象有益，但作者指出实际的情况其实是由于马一浮不长于讲学等原因，并非因为停拨了经费。再比如，有学者认为马一浮在１９４７年的鬻字等举动是为刻书筹集经费，但实际情况却是为了修缮祖茔。 对这本描写现代儒者的传记而言，辨正史实只是基本功夫，该书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作者将马一浮的人格和思想演变放在现代中国社会演变的大背景上，增加了对其思想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将传主的哲学思考与历史的变迁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看法。 例如，马一浮的思想中存在着浓厚的悲观、出世与归隐的倾向，并往往被人们所批评。作者从社会文化和心理的角度分析了马一浮衰落的家庭背景对其思想和人格的影响，却认为这实际上反映了传主一种从柔到刚的转变，它在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具有典型意义。作者指出，悲观与乐观、出世与入世、虚无与革命理想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创造不可分离的两极。在马一浮的身上，同现代中国的许多文化名人一样，也正是那些消极退隐的成分为其思想和诗歌增加了深度和力量，成为其创造的源泉。在分析马一浮的留美的经历和从向西方寻求真理到回归传统的急遽转变过程时，作者认为，这体现了现代中国思想进程的普遍特征，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有着普遍的意义。 马一浮与二十世纪儒学的变迁是作者着墨最多的地方，作者从复性书院、马一浮的诗歌研究，马一浮与其他儒者的关系等方面次第展开，以具体的事例展现现代中国的儒学困境和马一浮的思想转换的历程。作者在分析了复性书院的成败之后指出，复性书院本身就表现了一种动摇于超越的道和现实政治之间的紧张和两难状态，它的命运也就是传统和现代儒学演变的真实状态。作者并不是从简单的概念出发得出这一结论，而是通过马一浮的一系列诗歌来分析他１９４９年后对儒学态度的变化，这对全面理解现代新儒学的变迁有重要的启迪。作者指出，二十世纪的儒学是一种从理想走向现实、从神秘走向理性和经验的过程。作为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重要先驱，渗透于马一浮思想和诗歌中的那种神秘的热情，是他与后来倾向于现实和政治的新儒学的重要差别。 马一浮清末已有文名，他在现代中国的学术圈子中影响颇大。辛亥革命后，陈独秀仍称他为“大儒”，但就是他第一个将《资本论》引入中国。１９２１年夏，二十八岁的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前夕，从北京去杭州拜望了年长其十岁的马一浮，并“经 本书作者从１９９０年起就从事马一浮的研究，他将马一浮置于二十世纪的动荡背景中，对其生平、思想和诗歌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以表现那贯穿于其中的“孤神独逸”的风格和灵魂。书中对于马一浮早年生活中经历至亲死亡对其留下永久影响的描写，对于马一浮留美期间对封建专制和软弱的民族性的批判以及他日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的思想历程的分析，都颇有可观。作者通过马一浮的人格和命运、与新儒学运动的关系以及儒学在大陆的沉浮的描述，从一个侧面揭示出现代中国社会和思想循环变迁的轨迹。 此外，作者的文字富于诗意，尽管书中引文较多，但读来并不觉晦涩。夹叙夹议的思想评论、诗意的文字和不时穿插的幽默，使读者在领会传主思想，感叹他的文学功力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作者驾驭和剪裁史料的匠心。
《马一浮与现代中国》，陈锐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８月版，２６．００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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