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鹏、李桃校注，蒋寅审订的《毘陵集》于2007年12月由辽海出版社出版，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的资助。

　　兹将该书序及后记迻录于此，以飨读者。

序

蒋寅

　　曹丕《典论·论文》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后世固不乏响应者。但更多的人似乎还是觉得，文之传不传有幸与不幸。清初计默《蒋石林先生遗诗》序云：“默尝纵览古今才人，其文辞之传与不传，与夫传诸当世或历久传布人间，凡迟与速皆有数存焉。”这是说作品传世与否有一定之数，不以人的愿望为转移。清末蒋庆第《友竹草堂随笔》又说：“文可以传，竟无命以传；文不足传，竟侥幸以传。天道本有如此参差，无如何也。”这却是说作品的流传有很大的偶然性，殆与成就无关。这种看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立，实在不好说，但起码用在独孤及身上是合适的。自干元三年（760）萧颖士下世，李华因受伪职的污点隐居不出，整个代宗一朝，独孤及事实上是最有影响力的古文作家，门下培养出包括朱巨川、高参、赵璟、崔元翰、陈京、唐次、齐抗、梁肃、权德舆等名士在内的一大批优秀作家，“天下谓之文伯”（梁肃《独孤及行状》）。他的作品，身后经弟子梁肃编集，流传到宋代，据赵望秦先生《〈毘陵集〉板本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2期）一文考，成书于南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的《咸淳毘陵志》卷七独孤及传已载“有文集刊于郡斋”，但世罕流传，直到明代吴宽自内府抄出，世间方有传本。即便如此，在赵怀玉亦有生斋刊本问世前的三百年间，《毘陵集》仍只是少数藏书家拥有的秘籍。而赵本行世之后，其书虽通行于世，却论及者寥寥，迄今研究论文不过几篇而已，在唐代著名作家中可以说是个异数。一个作家的显晦，果真冥冥中有真宰主之么？独孤及的文学创作，为什么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呢？

　　独孤及师从于萧颖士，其文章之学也渊源于萧颖士、李华一辈作家。在为李华文集作的序中，独孤及说：“天宝中，公与兰陵萧茂挺、长乐贾幼几勃焉复起，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抒情性以托讽，然后有歌咏；美敎化，献箴諌，然后有《赋》、《颂》；悬权衡以辩天下公是非，然后有论议。至若记叙、编录、铭鼎、刻石之作，必采其行事以正褒贬，非夫子之旨不书。故风雅之指归，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伦，皆见于词。于时文士驰骛，颷扇波委。二十年间，学者稍厌《折杨》、《皇华》而窥咸池之音者什五六，识者谓之文章中兴，公实启之。”（《检校尙书吏部员外郞赵郡李公中集序》）参照梁肃《毘陵集后序》的记载：“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乐为冠带。以《易》之精义、《诗》之雅训、《春秋》之褒贬，属之于辞，故其文寛而俭，直而婉，辩而不华，博厚而高明。论人无虚美，比事为实录。天下凛然，复覩两汉之遗风。”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萧、李等人在扭转文章风气中的作用和独孤及对其文章观念一以贯之的继承。据梁肃说：“初，公视肃以友，肃亦仰公犹师，每申之以话言，必先道德而后文学。且曰‘后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吾子可以共学，庶乎成名。’”这又透露了独孤及文章取法两汉的具体路径。在初唐到中唐文章的发展中，独孤及可以说是个很重要的人物，门户的广大、品德的纯粹和在扭转文章风气中发挥的实际作用，使他在当时赢得举世的敬仰，文章也获得很高的评价。

　　然而时过境迁，后人论及他的古文，看法就有分歧了。近代以来，推崇者如闻宥，论李白小品文，曾举独孤及来对比，说太白小品文“持以与独孤常州并谭，则培塿之与山岳矣”（《野鹤零墨》卷三），可见他对独孤及文章的评价是极高的。而同为晚近论者，王礼培论历代文派，却认为“独孤及文貭相辅，能以气胜，而稍窘边幅，未能弘毅”（《小招隐馆谈艺录》卷四）。平情而论，独孤及的创作实绩与他的声望大概是有些距离的。他行文的流于熟套，语言的食古不化，雷同表达的反复出现，无不给人以因袭陈言、惰于独创的印象。这不只是个写作习惯的问题，当然也与才情相关。一个才气勃发的作者是绝不会满足于陈陈相因，重复前人和重复自己的。这究竟属于独孤及对“两汉遗风”的理解问题，还是高远的理想和实际才能之间有距离，还有待深入研究。我的感觉是两者兼而有之罢。

　　独孤及也能诗，虽然不太为人称道。他的诗歌创作缺乏强烈的表达欲望，同时也看不到追求独创性的创造兴趣，艺术成就平平，读后很难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不过，若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他的诗作也有一点很值得注意，那就是散文化的倾向。首先，集中有七首标明“代书”之作，全是一味地叙述，毫无诗意的表现，不仅内容是散文化的，语言也很散文化，层次清楚，意思明暸，却就是没有诗味。其次，集中多长篇古风，平铺直叙，散文化的句法和虚字层出不穷，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散文叙述的执着爱好。另外，他的诗像其文章一样也有食古不化的倾向，许多老化、僵死的词语杂出诗中，读起来让人觉得有点陈腐。更兼对韵律缺乏起码的关注，致使他的诗节奏平淡，音韵枯哑，总体给人对诗的特质——感觉和语言的生新都不太在意的印象。这客观上使他成为开辟以文为诗之路的杜甫和韩愈之间的一个过渡性人物，当然，在他身上体现更多的是以文为诗的负面效果。这或许是我们讨论盛、中唐诗歌演进时应该留意的一个问题。

　　对独孤及的深入研究和全面评价应该留给学术界，这里再谈一下《毘陵集》的整理问题。

　　梁肃编的《毘陵集》二十卷本，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彭叔夏校《文苑英华》参照的别集应该就是此本。元代以后不见流传，几近亡佚，幸亏明代藏书家吴宽从内府抄出，才复现于世。这在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六“毘陵集”一条有记载。吴宽抄本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每卷目录后接正文，后归叶奕所有，叶氏曾手校，每卷后都写有一两行小记。1923年傅增湘获见于古书流通处，误以为是清初写本（《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二）。赵怀玉亦有生斋刊本即以之为底本，据赵怀玉说：“是集从歙县鲍君廷博假得，为长洲叶氏奕所藏，明吴文定宽在东阁时录出之本也。叶以赵氏吴岫本、冯氏曹甲本互相参校，自诩完书。披览甫周，讹舛百出。病余多暇，悉意勘雠。落叶渐扫，珠船屡获。”应该说，《毘陵集》能流通于世，赵怀玉功不可没。他的校勘、辑佚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应算是比较好的，遗憾的是他毕竟不是唐代文史专家，从古籍整理的角度说，他的校勘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有遗漏，而且未作理校，后者对于《毘陵集》乃是更迫切需要的。

　　近人对《毘陵集》的考订和整理发轫于著名唐史学家岑仲勉先生，他在《唐集质疑》中不仅考订了独孤及行年，还注意到《毘陵集》中的干支讹误，并举出若干例证。罗联添先生撰《独孤及考证》（《大陆杂志》第48卷第3期），将独孤及生平事迹梳理得更为清楚，并为部分作品编了年。我当年做戴叔伦研究时，发现《毘陵集》干支之讹远不止岑先生指出的那些，即发愿将来要彻底作一番清理。做博士论文时，我参考罗先生的《独孤及考证》，就研读所及，对独孤及文章繋年作了一些订补，后又写作了《作为诗人的独孤及》一文，均收入《大历诗人研究》中。后来我的学术兴趣虽转向清代诗学，但整理《毘陵集》的夙愿一直耿耿于怀。毕竟渊源有自、完整流传至今的唐人别集寥寥可数，《毘陵集》保留了大量的唐代文学、史传资料，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不容忽视的。令人遗憾的是，十多年来，除了赵望秦先生发表《唐文学家独孤及生平二事祛伪》和《〈毘陵集〉板本考略》二文，独孤及似乎已被学界忘却了。

　　刘鹏、李桃这一届硕士生入学后，我有意让他们通过整理古籍在文献学方面打一点基础，便想到了整理《毘陵集》。对于入学年余的硕士生来说，这个课题未免太艰难，好在并不是白手起家，先行研究已打下良好的基础。经过一个多学期的勤奋努力，他们不仅做完了校勘和注释工作，还在独孤及生平、作品的考证上取得一些新成果，使作家的生平事迹更加清楚，作品繋年更为准确。我反复校阅文稿之余，也获得不少知识，对独孤及诗文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时还订补了自己过去的研究。比如卷十七《金刚经报应述并序》一文，昔年罗联添先生繋于永泰元年（765），以为文中“岁在乙酉，公以异见吿”，应是岁在乙巳之误。我在《独孤及文繋年补正》中据《旧唐书·魏少游传》载少游大历二年（767）四月出为洪州刺史、江西团练使，大历六年（771）三月卒，以为文应作于大历二年至六年之间，盖乙酉为己酉之误，故改繋于大历四年（769）。这次看稿子再检两《唐书》本纪和魏少游传，却见《旧唐书•代宗纪》明载大历四年二月辛酉，江西团练使魏少游来朝，三月庚寅封赵国公。《金刚经报应述并序》称魏官洪州牧、刑部尚书、御史大夫而不及赵国公，当然是作于三月间，不禁为当年失之眉睫而哑然自笑。

　　《毘陵集》干支讹错极多，这次校注，我反复叮嘱两位作者，对书中每一个干支都要仔细检核。他们在岑先生和我的考订之外，的确又发现了一些错误。这番彻底的理校，使本书的校勘水平明显提高。注释方面，无论对典章制度、名物的考释还是对语词的训诂，都相当綦详，足见两位作者用功之细。相比之下，对诗文所涉及人物的考证则稍嫌简略，还可以进一步考索。书中的问题当然不止这一点，作为导师和审订者，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恳请有关专家不吝赐教。责任编辑柳海松先生仔细审阅书稿，并提出详尽的修订意见，为完善本书的校注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是不能不提到的，谨志于此并致谢忱。

　　蒋寅

　　二○○六年九月一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后记

　　古人返乡，常有“近乡情更切，不敢问来人”之叹。而今，《毘陵集》校注就要付梓了，作为作者，我们的心情同样是欣喜而又忐忑。而这两种强烈的情绪，又同时交织在这本见证我们学术探索之路起点的小书之上。这次的整理工作是我们学习生活中的一次重要经历，不仅使我们熟悉、掌握了校勘、注释方面的知识和方法，而且对自己大学科背景下的知识储备有了一次全面的审视和评估。

    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这番话固然谈的是大学问、大事业，而就我们做《毗陵集》校注的小小过程而言，亦是如此。在蒋老师的指导下，我们首先广泛的收集了涉及《毗陵集》作者、成书、版本、流传等方面的数据，确定了底本和参校本及相关参校文献。初步了解了《毗陵集》的基本情况。

　　其后，我们利用这些文献对《毗陵集》底本作了标点、校勘和注释。也充分的体会了观堂先生所言的第二、三境界。从最初的入室无门，到逐渐体会到发现、印证的快乐；从“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叹，再到渐入佳境的愉悦。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在艰苦繁琐的校注“生活”之余，阅读和了解了相关的诸子、史学、文学、文献学、史料学、地理、职官、总集、类书等著作，并进一步掌握了校勘、注释的体例和规矩。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初步掌握了整理、利用文献，并据以进行文学研究和考证的方法。写作了《也论〈马退山茅亭记〉的归属权问题》、《独孤及行年及作品系年再补正》、《独孤及未任郑县尉补说》等论文和札记。相信这也将是我们日后治学所凭借的重要方法之一。

　　一本优秀的学术书籍，实际上是作者在前人（包括许多大师和大家）的肩膀上竭力远眺所见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这本小书虽然距离优秀的标准还很远，但是我们得到前贤和师长的教益实多。书中多次引用和考辨了几位我们敬慕已久的前辈学者的重要论述和结论，均已标注于凡例与注释之中。柳海松先生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他的热诚和负责，认真与包容，都令我们十分感佩。同门师兄师姐们的指点和关心之殷，也是我们当铭记的，

　　作为学生，在这里我们要郑重地把这本小书献给我们敬爱的蒋寅老师。这本《毗陵集》校注，蒋老师的指导和参与可以说是自始至终的，本书的前言他修改了四编才定稿，可见关切程度一斑。且不言前期提供给我们这一选题和大量的相关材料，中期不厌其烦的解答我们大量的问题，单是成稿后老师在百忙之中多次逐字逐标点审阅这几十万字的书稿，并一一标出问题供我们斟酌这一点，工作量便可想而知。那满篇红色标记的文稿，将是学生永远的珍藏和鞭策。执弟子礼三载，从老师身上所得到的教益，已远远超出学术的范畴之外。可以说，老师的温润之风，蔼如之言，尤其对于学术虔诚严肃而又好之乐之的治学态度，对我们的人生和学术早已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三年中发生了许多值得回忆的事情，师生之间也情感日笃，在我们的印象中蒋老师总是笑容可掬，温言鼓励，从未严词督学，但我们对老师却是由亲而敬，由敬而愧。我们自知无论天分还是勤奋程度，距离老师的希望实在尚远，先生罔深责之，其惟学生之自悟。这本小书，在此就权当学生交给老师的一份差强人意的作业、一场永远的师生情意的纪念吧。“莫道开蒙雕朽木，师门自有凤雏声”，我们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实现昔日对老师的许愿。

　　学海无涯，书林漫漫，不断地挖掘和探索，就会伴随有无穷的乐趣发生，这始终是一种能带给人愉悦的动力。当然，由多人来承担同一部著作的任务，必然会面临体例、风格等诸多差异，故有人比之为多人同拉一把小提琴。有鉴于此，动笔之前我们便做了一些约定，初稿写成之后，在蒋老师和柳海松先生的参与和指导下又进行了近十次全文修改。与初稿相较变化不小，也尽最大的可能改正了错误，积累了许多的经验和教训。但限于主客观的诸多因素，书中难免还会有漏网之鱼，蒋老师在前言中提及作为导师和审定者而承担全部文责，做学生的除了感动之外，也深深体会到了恩师的爱护。同时，与还乡的游子“不敢问来人”相反，我们深切的征询学术界的批评和指正，也诚恳的祈请各位读者多多赐教，以便日后有机会修订。

　　是为记。

　　刘鹏、李桃

　　丙戌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