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裔学者徐中约教授所著《中国近代史：1600~2000》颇为奇特，其书名所展示的时间跨度即引起人的兴趣。通常我国学界的“中国近代史”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余年间的历史，而这部近代史却是从1600年到2000年，长达400年。

作者在“英文版序言”中说：“这部通史主要表达本人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绝大部分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是由中国人撰写的。相形之下，西方的“中国学”学者少有中国人的这种“通史情结”，他们比较关注专史和专题性研究。西方学者是将中国当做“他者”研究，中国人研究的是我们自己的历史，为探究民族盛衰的原因，势必将眼光放得更远。不过，书中对“近代中国”的界定又反映出他与大陆中国学者有某种不同。尤其将近代的下限延伸至当前，似乎采用的是西方人的观念。西方人对“近代”、“现代”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分，都用Modern这个词表示。

近代中国始于何时？学界对此有多种意见。大多数主张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也有人以明清之际为起点。本书作者说：“我认为这两个学派可以通过折衷的方法得到调和。即使把鸦片战争界定为近代的起点，我们也仍须熟悉中国传统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因为这些形态制约了中国对19世纪外来挑战所作的反应。……因此，对1600年到1800年间内政外交的发展进程作概括性的探讨，将为我们正确地理解近代中国提供必需的背景资料。这种折衷的方法保持了后一学派的历史完整性而又不损害前一学派的现实主义思维。”

所以，尽管时间跨度长达400年，实际上，本书重点描述的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段近代史，即鸦片战争直到1949年的中国。正是在这100多年里，中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作者从中外对比的角度分析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世纪，中国内部的腐败和外来帝国主义的羞辱性掠夺，如同一对孪生恶魔，给社会带来了长时期的衰落。中国为了克服这对孪生恶魔，推动社会进步，历经1861~1895年间的自强运动、1898年的百日维新、1912年的共和革命、1919年的思想革命、1928~1948年间国民党的建国运动，直至在1949年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每一阶段都是艰难的拼搏，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它们加在一起，对中国重现青春活力作出了贡献。”

书中把国内习称的“洋务运动”称作“自强运动”，即表明对这场运动的价值判断。“洋务”只是表面形式，实质则是中国人力图强国的各项举措。曾国藩“开辟了西化之路”，李鸿章在曾国藩去世以后，成为近代工业和企业的主要倡导者，超过90％的现代化规划是在他的襄赞下发动的。“自强运动”虽然有其种种缺点，却标志着工业化的开始，并在中国播下了现代化的种子。

该书客观地评论国民党政府的功与过，指出：“尽管局势如此不济，国民政府还是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相当进步——尤其是在金融、交通、教育、国防和轻工业等领域。”书中对“新军阀”也有一定的肯定，说“其实军阀在观念上是相当‘进步’的，他们在辖区内大力推动现代化。”的确如此。据《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一书所说，冯玉祥曾支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和陶行知的爱国平民教育事业。韩复榘也大力支持梁漱溟，把他管辖的山东邹平县交给梁漱溟做“乡村建设运动”的试验区。不过，新军阀“缺乏效命国家的意识，因为对国家负责就等于失去半独立的地位”。中央和地方的缺乏合作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南京政府为应付内部危机和内战的困扰消耗了本来可用于国家建设的精力和资源。

而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农民的态度不同。国民党本身就缺乏发起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必要动机。南京政府以远离内地的沿海地区为根基，依靠海关关税和城市工商业税来维持生计，因此对农村问题甚少关注。国民政府不理解农民，看不到解决农民困苦的紧迫性，对农民的疾苦也就漠不关心。他们看不到农民大众的革命能力，因而也从未尝试去组织他们。“恰恰就在这个被忽视的区域，毛泽东的天才得到了最高度、最成功的发挥。一块造屋者抛弃的石头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房屋之柱石。”

作者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在英文版序言中说：“在步入21世纪之际，中国犹如一只在涅槃中翱翔而起的凤凰，处在一种自乾隆朝（1735~1795年）末期以来最良好的国际地位。”挣脱过去落后、挨打的境地，变身为世界强国，几百年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就蕴含其中。

《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6版），［美］徐中约著，计秋枫、朱庆葆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