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它的特点，就是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

后来，培根和洛克将这种方法移植到哲学当中，从而造成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有其优点。对此，恩格斯作了很充分的揭示。不过，这种思维方式的缺点也很明显。最大的缺点，就是把事物与概念，看作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一句话，它“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忽视或掩盖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

　　从晚清开始，随着西学强势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文化与中国学术便被逐渐放置在了这个被恩格斯犀利解剖过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之内。不但被放置在了这一框架之内，而且还将其制度化，以立法的形式为学问定制出一套严格精细的“学术格律”。

　　这是一个两难的事情，谈不上幸或不幸。学术要进步，就必须得走这一步。可一旦走出这一步，又必然深受其累。

　　在《学术与制度》中，刘龙心博士很细密地向读者描述了中国学术将自己置于形而上学框格内的历程。她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她试图通过对现代史学建立过程的考察，进而揭示我们今天人人都必须面对的学科体制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制度”的。

　　一般讲，传统史学史研究多将视角集中在史家与史书上。上世纪80年代，近代史学史研究勃兴，学者们开始注重从思潮、范畴或学派的视角建构百年史学。刘博士则将视角定在制度上。她从晚清西学东渐的大背景出发，大量引证教育史资料，力图勾勒出现代精细的知识分类图景下史学的专业化过程。这种专业化过程，表现在学术分类、学科定位、学校教学乃至学术评价机制的各个层面。应该说，这一过程，正是中国学术走向形而上学或曰科学化的过程。

　　刘博士的工作做得确实非常细密。这从书中密密麻麻甚至略嫌繁琐的注脚中就可以看出来。民国名家何炳松说过，注脚不但反映著作者见闻的广狭、功力的深浅，而且反映心术的诚伪（第302页）。确实，学术规范的本质，说到底在乎“心术”，亦即文德或史德。因此，我们不但要赞美刘博士的博学，还应该特别表彰她的德心。当然，单从技术的角度讲，注脚固须做到应有尽有，但也须应无尽无。所以，我觉得书中的注脚尚可做得简要一些。

　　某些结论，可称具眼。比如上世纪30年代郭沫若对胡适的批评，作者认为乃是胡适地位下降、史学由“考证”过渡到“综合”、“方法意识蜕变”的表征（第253页）。这一结论，我以为远较纠缠于人事及学派纠葛来得深刻。大体看，作者的大部分结论都很平实，能够让人接受。

　　不过，有些看法似乎还可深入讨论。例如作者认为，民国以来史学界普遍缺乏公评机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起一套超然客观的书评制度（第307页）。我倒觉得，超然客观的书评制度恐怕永远也建立不起来。而且，书评是否有必要成为制度，也值得商讨。另一方面，但凡书评，大概都无从完全离弃超然客观性，因为它自有其内在的机制或制度，总要找出某些客观的依据。不但书评，我想任何文体都不能例外。

　　汪荣宝所著《京师译学馆本朝史讲义》（后更名为《学部审定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是晚清民初的一部名著。刘博士指出，此书某些立论完全站在清廷立场（第80页）。这是对的，但似乎还应点出，汪氏编撰该书时，身为清廷官僚，立场自然站在清廷一边，不过书中也颇含对清廷的不满。所以，入民国后，许国英删改此书为《清史讲义》，全书的基调竟完全成为了反清。

　　朱希祖对五四时期的史学转型发挥过重要作用。刘博士将朱氏这一时期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编的讲义《中国史学通论》（原名《中国史学概论》），视为“宣扬以社会科学治史的具体尝试”（第115页）。我却认为，朱氏的讲义延续了传统史家的路数，基本不含“以社会科学治史”的因子。而且，朱氏的课程，也并不成功，所以当时北大的学生才会造他的反（第281页）。朱氏的贡献已经成为史学史上津津乐道的事例，不过，他这一小册讲义确实不足称。

　　总的来看，刘博士此书表现了深细的实证功夫，但理论分析与提炼似嫌不足。特别是对史学专业化过程中利弊得失的分析，让笔者觉得缺乏通透感。

　　我认为，现代学科体制的转型促进了中国学术进步。这应当是我们立论的前提。但是，转型所带来的弊端，也确实不可小视。我们看钱锺书的小说《围城》，内中人物李梅亭的随身法宝，就是一个带小抽屉的卡片箱子。这是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情节安排。应当说，这只带抽屉的卡片箱子，正是恩格斯所揭露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

　　对这种所谓的“西洋科学方法”，通识学人大都深恶痛绝。钱锺书就曾讽刺说，把抽屉来代替头脑，久而久之，习而俱化，头脑就会有点木木然接近抽屉的质料。他并进一步挖苦说：“大著作有时全不需要好头脑，只需要好屁股，……只要有坐性，《水浒传》或《红楼梦》的人名引得总可以不费心编成的。这是西洋科学方法，更是20世纪学问工具。”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否认类书乃至兔园册子的正面作用。我们应当警惕的是它所带来的弊端。事实上，许多学人确实已经到了尽看卡片不看书、甚至一味在电脑上下载的地步。这种情况一旦被包装上科学的外衣，就像钱锺书所说，“好像学问的捷径，在乎书背后的引得，若从前面正文看起，反见得迂远了”，后果相当可怕。

　　不过，这大概又是学术发展乃至整个人类思维都无法避开的定式。钱锺书虽然对此很不以为然，可他也说过：“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他还说，“人类最初把自己沁透了世界，把心钻进了物，建设了范畴概念；这许多概念慢慢地变硬变定，失掉本来的人性，仿佛鱼化了石。到自然科学发达，思想家把初民的认识方法翻了过来，把物来统制心，把鱼化石的科学概念来压塞养鱼的活水。”是的，这很无奈。

　　看来，在走向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如何才能作茧不自缚、作法不自毙，还需要深入进行研讨，其中当然包括刘博士这类梳理历史流脉的工作。不过，我们得记住恩格斯的话：“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

　　《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刘龙心著，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