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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落花梦里》:未妨惆怅是清狂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2008-01-24 00:00于哲学网发表

 

 



     

     

     

    《我在落花梦里》作者 王颖 长江文艺出版社

     

      《红楼梦》所写的悲剧绝不止于宝黛爱情的悲剧,或者家族没落的悲剧。其间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悲剧,姑且把它叫做成长的悲剧——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红学早已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我不知道这对一部小说来说究竟是幸事还是不幸。

     

      一般读者自不必理会那些艰深或故作艰深的红学著作,但它们所形成的庞大知识群,却近乎饶舌地不断为公众塑造着《红楼梦》神圣伟大、高深隐曲的经典形象,使任何读者在走进《红楼梦》时,都生怕自己错过、忽略、误解了什么。所以,我一直期待看到这样的谈“红”说“梦”著作:作者以纯真的感悟直接触摸《红楼梦》字字如血的描写,然后将最鲜活的感受记录下来,不为考证什么或者说服谁,只为与更多的读者分享刹那间的感动。那情景,应该如宝黛读《西厢》、听《牡丹》一般,读得“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直读到心动神摇、如醉如痴,能妙词通戏语,令艳曲警芳心——王颖的《我在落花梦里》就是这样一本我期待已久的书。

     

      不错,这本书在许多地方还显得很稚嫩,有的观点可能也未必恰当、正确,但有一点却强烈地吸引着我,那就是作者对《红楼梦》几乎没有杂质的感受。不妨举一个书中的论述为例,在《云空未必空》一章中,王颖极为感性地揣度着在“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这一“书中数一数二的热闹笔墨”中,妙玉的孤寂心境,“就着古佛青灯一点一点地写那张粉红的笺子,昏暗的灯影刚好洒落在‘槛外人’三个字上,静寂的,幽深的。”而接到“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的笺子,宝玉回了一个帖子,他是来到栊翠庵,隔着门缝投了进去的。对此,王颖进一步分析道:

     

      “宝玉并没有亲自把拜帖交到妙玉手里,只一开始我认为似乎应该见面,但很快也就释然了。因为妙玉本就是畸零之人,现在对着这样一份本就无望的爱情,是根本不可能也不必再持着拜帖与宝玉直接面对的。也许是不敢,也许是不愿。在她看来,只要独自拥有那一瞬间心灵的震颤,也就够了。这种企求,实在是卑微与无奈到常常令我想落泪的地步。不知为什么,我总喜欢把这些情节与很久以前读过的《越人歌》联系在一起想: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轻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千年以前越女的舟子缓缓划过了子皙的心河,安详而静谧。他也许懂了,也许还是没懂。于是那女子一遍一遍地唱着,远方的落日里渐渐只剩下今夕何夕四个字了。而我反复念着结尾的两句,竟蓦地想起泰戈尔的诗来:“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这种柔软的不可言说的爱,有时连自己都不敢承认,抑或面对。常常只在有月亮的晚上,感到了飞絮一般的惆怅。静静想来应该是悲哀的,但同时又是美丽的。

     

      在中国古代的诗人里,应属李商隐最善于表达这种极尽迷离的情感:重帷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元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无题》)

     

      这首诗里最让我心动的仍是末两句。晚上在孤灯下静静地吟哦,便感到这灵动的字句似乎与越女的歌声、妙玉的红笺渐渐融为一体,在眼前看不分明了。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摘引上面论述,是因为它一气呵成又融会贯通地体现了王颖对《红楼梦》的精细把握,这种把握没有依赖于严密的逻辑推论,而是建立在一种以情度理的想像上。这使我想到了金圣叹著名的“亲动心”说。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曾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施耐庵不是偷儿淫妇,为什么能将偷儿淫妇写得活灵活现。他的解释是,当施耐庵进入描写偷儿淫妇的状态时,就“亲动心”为偷儿淫妇了。其实,阅读与评论文学作品又何尝不是如此?而读者和评论者的“亲动心”,同样需要有与小说家一样的艺术敏感。

     

      上述曲尽人情的细腻分析,表明了这正是王颖的强项,以至即使在她看似随意地引用《越人歌》、李商隐的《无题》诗乃至泰戈尔的诗句时,我们也不觉得生硬或枝蔓,因为她不是在作旁征博引式的论证或上下求索的考察,而是触类旁通地调动起文学史的知识,将体贴入微的分析推向更细密、更广泛的艺术空间。应当说,王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她对妙玉的分析是这样;本书的其他章节,也处处洋溢着这种鲜活灵动的感悟。

     

      不过,王颖并不满足于随处生发的感悟,她还尝试着将这些感悟条理化,从而使之构成一个与《红楼梦》相匹配的完整的生命启示,其中一个饶有新意的见解是,她将时间因素贯注在她对《红楼梦》的体会中。她指出,“《红楼梦》所写的悲剧绝不止于宝黛爱情的悲剧,或者家族没落的悲剧。其间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悲剧,姑且把它叫做成长的悲剧”。因此,她又说:“与其把大观园看作一个地点,毋宁看作一段时间,即贾宝玉和众姐妹青春年少的光阴”,而宝黛所拥有的知己之情,“根源在于他们对生命和青春之美的热爱”。

     

      这些观点情理兼备,独具神解,极富启发性。当然,王颖对它们没有作充分的论证,事实上,我也怀疑它是否经得起论证。然而,时间,或者王颖所谓的“流年之殇”,却作为一条情感的线索,隐约地将她散金碎玉般的看法串联了起来。

     

    唯一的担心是,王颖对《红楼梦》太虔诚了,虔诚到似乎要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也完全而执著地托付其中,这可能就是《我在落花梦里》这一书名的命意所在。然而,当个人的经验世界不足以兼容小说的情景时,《红楼梦》的意义是否会受到局限呢?或者,当进一步意识到《红楼梦》的丰厚博大时,又怎样坚守个人与生命相通的独到眼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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