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
先生之言大抵是不错的，因此不禁大为好奇：得先生如此评语，至少说明此书是一部颇有趣味、蕴涵的书。于是决定找来翻看一番。恰巧此后不久在逛旧书店时遇到许绍早等注译的《世说新语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96年第1版98年第2次印刷，以下简称《译注》）。简体横排，符合我的阅读习惯；又有白话译文，可资理解。当即买下。
匆匆阅读一遍后，便深深为魏晋士人的风度所吸引。此前许多模糊的印象顿时清晰起来：他们或宽袍大袖、服药行散作逍遥之游，或手持麈尾、口吐玄言论天人之际……种种异乎寻常的言行举止，构成中国古代一幅独放异彩的历史画卷，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的深远魅力所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译注》一书省略了刘孝标对原文的注。正如鲁迅所言，“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之。”刘注作为与裴松之《三国志注》、李善《文选注》、郦道元《水经注》齐名的中国古籍“四大名注”之一，又增世说之隽永，不可不读。同时，《译注》的注解略显粗糙，译文又时有不通，令人费解。此书可作入门读物，但不可精读。于是决心另找一个更好的版本细细品味。
徐震堮的《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2月第1版，以下简称《校笺》）便是这样一本值得细细品味的著作。虽然繁体竖排的书于我有些不合，但习惯可以改变，书却不可不读。《校笺》我读了两遍，他引用了各种文献对《世说新语》原文及刘注进行校对，廓清了该书在历史流传过程中以讹传讹的许多问题，比如衍文、脱文、错字等；同时对当时的一些习语、风俗进行了点睛式的注释，为读者理解那个时代及士人风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然而，《校笺》在市面上颇为难得，我遍寻无着——我的阅读对象只是图书馆的藏书。直到前些日子我在晓风书屋看到该书最新一次的印刷本。赭红色的封面，清新典雅，深得我心。于是，我的书柜中就又增添了一部《世说新语》。
其实，除《校笺》外，中华书局还出版过另一版的《世说新语》，即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8月第1版，以下简称《笺疏》）。余嘉锡先生是著名的文献学家，专著《古书通例》、《四库提要辨证》等享誉学术界。与《校笺》相比，《笺疏》的特点主要不在校对与注释，而在于引证。余先生也如刘孝标一样，广泛征引诸多古籍文献，以注解与案语的形式为原文及刘注进行补充、分析。以先生的造诣，其注也当是“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可惜，此书于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9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修订再版，电询二者，库存均已销售告罄，可遇不可求了。图书馆也有此书，却由于个人诸般烦扰，只几次驻架浏览了一会，未曾仔细阅读。
总是天无绝人之路，不久前我在网络上一个旧书交易社区游逛时，却意外发现有人欲转让此书。然而，那价格却有些惊人。我思考再三，最终坚信可遇不可求、当断立断的原则，预定购买了。何况那书还是中华书局一版一印的，极具收藏价值。几天前，书到我手。品相不错，还附有一张精美的藏书票，对高价的那点心痛霎那间烟消云散了。
从此，我拥有了三种不同版本的《世说新语》。
如今，《世说新语笺疏》正摆在我床头书桌上，不时翻看。每翻开一页，便如神游魏晋，喜怒哀乐尽由文生。倘在深夜，再加上一杯清茶，可谓人生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