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悲剧引论》是熊元义花费13年时间完成的一部重要作品。即使从1998年出版的《回到中国悲剧》(华文出版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算起,也已历经八年。蚌病成珠。《中国悲剧引论》可以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熊元义在文艺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中国悲剧引论》以中国古代戏曲悲剧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在方法论上贯彻了“史论结合”,贯彻了“中外结合、古今结合、文史哲结合”,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

　　深入地把握了中国悲剧的审美特征,提出了独特的中国悲剧精神和境界。熊元义概括了中国悲剧的三大特征和三大种类。中国悲剧的三大特征,为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在道德上完美无缺、悲剧冲突主要在邪恶势力与正义力量之间展开和悲剧人物在对敌不懈斗争中达到历史的进步和道德的进步的统一。中国悲剧的三大种类,是“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和“伯夷不食周粟”。由于中国悲剧与西方悲剧在悲剧冲突和悲剧人物的选择上的差异,所以在审美特征上便具有了不同的风貌。《中国悲剧引论》没有理论先行,而是深入而具体地解剖了中国悲剧作品在反映现存冲突和解决这个冲突上与西方悲剧的不同,这充分反映在对中国古典悲剧作品《窦娥冤》、《赵氏孤儿》与西方古典悲剧的作品《俄狄浦斯》、《汉姆雷特》、《麦克佩斯》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比较上。因此,对中国悲剧的“大团圆”结局、中国悲剧的种类的把握都是相当独特的。《中国悲剧引论》通过对中国悲剧作品的理论分析和理论总结,基本构建出中国悲剧理论体系。

　　结合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文艺寻求中国悲剧在当代的发展轨迹。《中国悲剧引论》不仅是对历史上一种艺术形态的把握和总结,而且探寻了它在中国现当代文艺中的演变轨迹,提出了中国悲剧在近现代经历了否定与回归的历史命运。《中国悲剧引论》尖锐地批判了当代文艺消解中国悲剧的倾向,对当代文艺高扬中国悲剧精神的倾向给予充分的肯定。

　　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西方悲剧理论,把西方悲剧理论大致划分为两大类型和三大走向。两大类型即肯定历史正义存在的悲剧理论和否定历史正义存在的悲剧理论;三大走向即由亚里士多德所开创、中经席勒到黑格尔集大成的悲剧理论,由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到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悲剧理论,以及叔本华、尼采的悲剧理论,前两者肯定历史正义的存在,后者则否定历史正义的存在。比较而言,中国悲剧和西方悲剧理论的第一大走向既有相同的方面,也有很大区别的;和西方悲剧理论的第二大走向则比较接近;和西方悲剧理论的第三大走向却存在根本的区别。认为我们可以吸收西方悲剧理论的精华,但是绝不能以它为准绳,裁剪中国古典悲剧,即削中国悲剧之足以适西方悲剧理论之履。否则,就背离了中国悲剧的实际,就会数典忘祖。

　　与不少人认为中国悲剧的“大团圆”结局是中国悲剧精神淡化的产物不同,《中国悲剧引论》认为中国悲剧精神在“大团圆”结局这种艺术形式中得到了强化,而文艺的命定神话才是对中国悲剧精神的消解。

　　随着对中国悲剧的深入把握,熊元义在一些习以为常的现象中挖掘出了更加深刻的意蕴。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过去人们只是认识到它反映了个体和群体的矛盾,而他则深入地挖掘这则寓言所蕴含的深刻内容,这就是群体的延续和背叛的矛盾。孔尚任在《桃花扇》中为什么安排侯朝宗、李香君双双入道?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提出:“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绁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之哉?”但是,孔尚任却相当认同这个结局。在《桃花扇》中,孔尚任为什么不写晚年侯朝宗的动摇呢?为什么不写晚年侯朝宗的隐逸呢?熊元义认为,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所写的侯、李二人,既是对历史上的侯、李二人的反映,也是对清初仍然没有放弃抵抗的时代遗民的集中写照。孔尚任对历史上的侯朝宗晚节不保的改写,就是对这种投降变节行为的抛弃和批判。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到侯、李二人双双“入道”,可以看出,清初那些没有放弃抵抗的明代遗民的拒绝更加坚忍,更加悲壮。侯、李二人双双“入道”虽然看破红尘,割断情恨,但仍然是对邪恶势力不妥协的抗争。熊元义的这些分析在前人的基础上挖掘出了崭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