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算起来《丰子恺诗画》（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写作始于3年前，那时我还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博士生，学院给予我一系列写作论述的训练，逻辑学，方法论，社会学，美学，哲学等不一而足。贯于写诗画画的头脑开始“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在校园灰色的砖楼间、零星散落在草坪上的后现代雕塑作品间，我彷徨不安，从冬天厚实的红色羽绒服到夏天轻盈的白裙子，我的身影伫立又消失，伫立又消失。

　　终于，以一颗不自然的心、晦涩的逻辑语言开始我喜爱的艺术家丰子恺的绘画研究。尽管我的选题是绘画中的“诗意”，尽管有意恢复“子恺漫画”为“子恺诗画”，但此时心中毫无诗意，怎能使论述尽如人意？开始时我只关注方法，深为西方学科强大的论述语境所迷惑，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以为中国学术不如西学之处即其论述没有科学的严密性和具体性，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以诗评诗，评“冲淡”品为“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评“自然”品为“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诸如此类。读来虽美，但所论还是混沌，无条理，此方法实不可取。

　　我在文字里寻找回去的路，只想进入丰子恺的艺术世界去体验，把体验到的说出来，宁愿自己所说的是另一首诗或另一幅画。现在可以说是“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吧。手持书稿，还是那样的一些文字，还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学科知识和理论，但个中消息已经透露——“易”之道是周圆遍满的法则，所幸我在懵懂中归复的正是这一法则，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我在修改原来的研究方法时无意间走上了正道。何为“易”之道，要约如下：“易简”是其“易知易能”的象；“变易”是其用；“不易”是其本体。象、用、体三者合而为完整的学问之道。对本书而言，“丰子恺绘画中的诗意”是象，“分析诗意的不同类型”是用，“千古不变的人情”是体；或可说“丰子恺的绘画”是象，“诗意”是用，“修道”是体，以此之道研究丰子恺的绘画，得出丰子恺的绘画同样遵循“易”之道，如其“易简”的题材和笔墨，学习古今中外的艺术传统而“变易”的绘画风格，绘画中富有“不易”的人情。对我而言，研究丰子恺是象，体味其中诗意是用，提高自我修养是体，若反过来由此潜移默化得从吾私淑之师丰子恺到己身之通变，那时可谓真得此学问之道，我的路才刚刚开始。

这“道”是极高明，极微妙，也是极重要的。而方法极平实地存在于论述对象里，二者相互依存，互为阴阳，极不易被觉察，难怪研究家们偏要苦心另去寻得一个特别的方法来，于是有了所谓的方法论。再者“生生之谓易”，此方法（易之道）不是机械死板吓人的架构，而是充满活力的动人气韵。学术界很重视研究方法，但往往在选择方法的开始就舍弃了这一大道，所套用的方法实为舶来品，故作艰深，往往可能不过小道耳。志于学者不可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