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灵庚先生历时40余年精心撰写的《楚辞章句疏证》（以下简称“疏证”），通达古今，体志明道，博练学术，体现了当代楚辞学研究的最好水平。

　　黄氏明确宣称“踵武王怀祖《广雅疏证》”，又融会、贯通文史哲诸学科，实现文史、文献、文物互证，特别是出土文献，几乎都在他的学术视野之中，因此新见迭出。

　　传统的学术往往按而不断，黄氏则根据资料能断则断，体现了现代学术精神。如，屈原在《离骚》中提到“伯庸”，一般认为后代不应直呼其“父名”。黄氏从考察《离骚》“假象尽辞”表述出发，指出《离骚》于现世人物用“寓名”，所以称自己为“正则”、“灵均”，故“伯庸”也是屈原父考的“寓名”。让人豁然开朗。关于王逸对《离骚》“固前圣之所厚”，解“厚”为“厚哀”。黄氏从考察汉代词例入手，指出“厚哀”是平列复词，是赞美嘉许之义，“厚”非副词，可谓言之成理。对于《离骚》屈原陈词重华和南渡沅湘，黄氏将二者有机联系起来，认为与《九歌》的创作有内在联系，《九歌》“东皇太一”有楚人崇拜帝舜为其先祖的影子。《天问》是楚辞中难以卒解的一篇，黄氏综合史料亦进行了深入的考订研究。如“繁鸟萃棘”，疏证基于殷人崇鸟习俗及甲骨文字材料，以繁鸟指殷先公、先王该、恒、微等人，与“解居父聘吴”事了无关涉。又如“黎服大说”之“服”，证引大量甲骨文材料，确证本是“耕奴”，以后泛称“民”，不见得是“楚语”。皆凿凿有据。

　　王逸《楚辞章句》本身也是古文，今人要全面掌握并非易事。疏证王逸《章句》实在是当前学术研究所急需，这主要包括六个方面：一是校正《楚辞章句》文字。黄氏反复权衡，确定清同治十一年重刻毛表校刻《楚辞补注》本“章句”为底本，然后以诏抄《文选》、宋刻《文选》及明正德黄省曾本、隆庆朱多N本、万历冯绍祖本等多种明清刻本为主校本，收录《章句》版本达十三种之多；同时又参征唐、宋以前注疏、类书、笔记等文献引用《章句》材料，不论正讹、重复，收录殆尽。用意甚善，“一则可免读者检索之劳，二则执一本以见诸本所在”。然后定其是非，正其讹误。于其难解处，则阙如存疑，不强为说解。二是疏文证“章句”字义训诂。王逸以汉时通语释《楚辞》，别其古今。如，楚人曰羌，两汉曰卿之类。读黄氏疏义，可以明词义演变之迹。为此书最有特色之得，辨王逸“章句”的“散文”、“对文”。如辨析“草曰零”、“木曰落”之类，对品味古人遣词造句细微变化尤其重要。三是考覈“章句”韵语的用韵情况，为构建东汉语音系统提供大量佐证。四是辨证“章句”文物典章及制度等。如，《离骚》首八句称父为“皇考”，用岁星纪年法纪其出生年月等，参之以周秦文献，逐条予以疏证，既发明“章句”所表达意义，又探赜屈子本义，指出二者异同。五是补“章句”缺失。黄氏虽宗王逸“章句”之学，且多驳正为后世所曲解者，但并不一味盲从。其于王逸粗疏失实之处，实事求是，折中是非。在材料使用上，尤其注重出土文献。如，《远游》“于中夜存”，王逸但解“恒在身”三字。黄氏执此疏证，以为《远游》正文“中”即“身”，“夜”即“亦”之通假字，其所征引二字通假五条书证，全是出土简帛文献，充分体现王国维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六是综合楚文化、考古学、民俗学等人文科学以发明《楚辞》底蕴。如，对《离骚》“求帝”、“求女”等义理的阐发，认为是屈子“反本归宗”的精神飞行，道前人所未言，发人启思。

　　“疏证”一书的出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可信的王逸《楚辞章句》版本，是当代《楚辞》文献研究极其重要的成果，堪称经典。（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