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逸梅先生写了一辈子零七八碎，但却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代大师。早年，他是以“补白大王”称雄于世的，笔下尽是文人墨客的奇闻逸事，总是只言片语，颇为传神。

　　他的补白有时是两句：沈尹默、褚保权夫妇书法相类似，郁达夫、王映霞亦然。

　　也有时仅仅是一句：傅雷喜阅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

　　就这么三言两语，却简练含蓄，妙趣横生。早期他还曾用文言写作，更是惜墨如金。我喜欢读他的文字远胜于读其他当代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纸帐铜瓶》是他篇幅稍长的一些文章的选本，以随笔为多，有怀人的，也有忆旧的，更多的是谈论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的。

　　在南社成员中，郑先生是最为长寿的一个，生于前清光绪年间，死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又有过记者的经历，谈起往事来自然驾轻就熟，最有发言权。与其说他是个笔墨人，倒不如说他是一座档案馆更为形象。

　　如果要问《百衲本二十四史》为什么独缺《薛史》？四角号码检字法是如何发明的？中华书局怎么创建的？找别人，未必说得清，找他，了如指掌，说得有来道去。

　　在我看来，郑老先生是最渊博的作家中最有趣的一个，书卷中暗藏冷幽默，嬉笑怒骂也不动声色，只举一两个小例子摆在那里，让读者自己去看，从不轻下结论。

　　《纸帐铜瓶》中，写柳亚子，写汪东，写包天笑，那样热情洋溢的文字于他并不多见，也就尤为珍贵。老人家一生著述无数，起码在一千多万字以上，勤奋可见一斑。这本书之所有起名叫《纸帐铜瓶》，是因为郑老先生常常自署“纸帐铜瓶室主”，所谓纸帐铜瓶室据郑老先生自己说：不过十平方米一间小屋，堆满了书籍杂物，几无插足之地。文革，书籍全部被掠，装载七辆车子而去，没有片纸留存……

　　就是在这间小屋里，陈设仅是一榻一案一椅，穿中式罩衫套棉袄的老人家，竟为我们写就了一部近现代另类文学史。可惜这样学富五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懂琴棋书画，识花鸟鱼虫，明人生大道理的学人，越来越少，而且可以肯定地说，他死了，就再也不会有了。

　　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读他，所收藏的书，却不到他著述的一半，以前他的书在港台很有市场，我们这儿，是近三五年才陆续得见，却仍然不如余秋雨畅销，世事就是如此，一个靠二三手资料操持笔墨的人，往往比一个亲临其境的人写得更富有感染力，因为他可以渲染，可以臆断，可以把历史戏剧化，而郑老先生是断断不敢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肯。前者适于解闷，后者应该品味再三，“驻足玩赏久之”。

　　他的文字总是能把我带到很远很远，一直远到与渔樵结邻的地方，如果有谁问我最羡慕他们那一代学人的是什么，那就是羡慕他们的学究气。

　　学究气是模仿不来的。（每日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