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张海鹏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已于近期问世，堪称我国史坛的一件盛事。粗阅一二，深佩其厚重非同寻常。要而言之，可知其特色有三：

　　一、通贯近代，规模宏大

　　回首中华数千年文明史之长河，为期110年的近史历程不可谓不短，然其复杂性与苦难成正比，二者均已超过以往任何朝代与时段。民国以还，近代国史论著与教材层出不穷，前后已逾百种，通贯晚清与民国凡110年者却罕如麟角。究其原因，非不欲也，实不易也。以张海鹏先生为首的《中国近代通史》课题组知难而进，以530万言的宏篇巨制奉献学林，完成前辈史家范文澜、刘大年等所遗留的一桩心愿，其规模宏大，举世无出其右者，令人感奋。

　　二、阵营整齐，分量空前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中国近代通史》课题组聚集了一批训练有素的近史专业学者，他们都不乏比较坚实的研究基础与学术经验，为《中国近代通史》的完成提供了保障。各卷作者还能较好的吸收近20年来海内外史学界的许多研究成果，提高问题质量，增加分析力度。可以说，该书乃作者个人成果与学界成果的综合转化而成，可望成为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凝聚新一轮学术冲刺的起点。

　　三、史料丰富，立论平实

　　论证是保障，资料是基础，史学贵在平实，多凭史料说话，而不是以论代史，漫天演绎。该书建立在丰富的史料挖掘的基础上，尽量运用私人笔记、日记、书札、报刊、历史文献汇编与海外档案等。以往的近代史论著偏重“原因”、“过程”、“意义”三段式，过多地纠缠于某些定性分析与价值评判，偏重革命力量一方，轻视非革命甚至反革命一方，不仅妨碍对近代历史全貌的把握，也影响对革命一方的深入考察，其可读性也受到损害。《中国近代通史》虽然也是以革命史或政治史为主线，但各卷作者都已程度不一地克服了这些缺陷，某些章节还能借助于政治学、法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展示在读者面前的许多历史场景就不是线形的，而是平面的和立体的。有的作者还很注意历史的细节，不仅凸显了历史学的叙事功能，也有助于揭示历史的复杂性。

　　如果把《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与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相比较，就不难看出前者分析问题之细，借鉴成果之丰。例如，关于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问题，在《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册中，谈到几笔外债借款问题，强调的是孙中山的借债原则“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是不应受到指责的”（第456页），在具体谈及外债如汉冶萍借款，却将责任推给盛宣怀，说是 “孙中山很快发掘了日本的阴谋和盛宣怀的圈套。”（459页）《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不仅从盛宣怀与日本的角度分析，也援引了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同日方的协商与合约，同时指出了消息泄漏之后，章太炎等人的舆论批评，孙中山迫于舆论压力作出的解释，等等。作者既指出孙“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第484页），同时指出，“中央银行”的“不惜代价”， 也有“难言之隐”（485页）。至于章太炎改中华民国联合会为“统一党”，并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之口号，《中华民国史》说他明显“右倾”，“不论联合会或统一党，都不过是一种官僚、政客、立宪派的大杂烩。因此，他对南京临时政府的许多改革措施，无不加以反对。”（第470页）作者还引吴玉章的说法，称章“已经实际上站到了袁世凯那方面去了。”（470页）《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在史料的引用与分析方面都要细致和公允得多，还不无深刻地指出：两者之冲突，是“法理与事理”的冲突，是民主化过程中的不同追求的冲突。该书还注意到，章太炎本人之所以对《临时约法》持批评态度，是从法理角度展开的，章氏强调的是民主议会国家之立法权的所属问题，并非无理取闹。

　　短期内的抽阅未免草率，通读与细品尤需时日。然而，任何学术论著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倘若只有褒扬，缺少研讨意见，既不足以袒露一份诚恳，亦悖于求真的史学行规。笔者不揣浅陋，敢献几句浅见，敬请作者在修订再版时参考。

　　把近代史称作“近代通史”，这种改变“通史”本义的创新之举如果能为包括中国古代史、世界史学科的多数学者所认可，亦当在“通”的层面上多下功夫，至少先在课题组内部打通。而主编张海鹏先生在卷首提出的的整体设想，无论从叙述的重点而言，还是就分析的视角而论，都不曾在各卷中得到很好的贯彻，这不仅仅是在各卷“不出现‘革命高潮’字样”的问题（第一卷，第64页）。况且，既然全书的整体设想是“七次革命高潮”，其他卷次为何“不出现‘革命高潮’字样”，颇费猜思，如此回避势必影响作者的学术自信。因人设卷似的学术分工固然可以发挥作者优势，落实责权统一，便于作者个人的成果统计，却不利于从整体上规划全书的篇章，彰显一气呵成之势。

　　以革命史或政治史为主线或主体固然容易形成特色，若以“通史”标准来衡量，制度史、经济史、外交史、社会史、思想史等方面的分量在整体上似嫌不足，而这些方面恰恰属于近20年来学界普获丰收的研究领地，可资借鉴的学术成果甚伙，可以更加丰富“通史”的内容。该书不是把“大事记” 以附录形式放入卷末，而是置于卷首，篇幅超过全卷的2/3，颇不协调。全书尚阙结论部分，也许读者亟需知道，通过该课题的研究，编写组得出了哪些重要结论？把晚清史与民国史“打通”之后，较之单一的晚清史与民国史的研究，会有什么不同？

　　20年来，许多学者为了回避对某些宏大叙事话语的讨论，纷纷转向对制度史、经济史、外交史，特别是社会史与思想史领域的探索，使中国近代史宏观研究的投入力度显得不够，读者期盼《中国近代通史》在打通晚清与民国之间的学术壁垒之后，在宏观研究层面提供更为丰硕的学术新见，展示1加1大于2的学术景观。大概是因为成书时间有限，该书在这方面还还留有一些可以充分探讨的空间。例如，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一书的主要价值何在，他能否“代表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 他对林则徐“民心可用” 的批评是完全否认“民心可用”，还是基于别的政治考量，仍可斟酌。又如，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并未解决。如果停留在毛泽东于1939年概述而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之说，尚不便于更好地彰显学术创新。近20年来，已有不少严谨的学者从话语史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纷纷对“封建” 、“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等概念提出系统的质疑，甚至出版数十万言的学术专著，这对“半封建”之说而言，即使不是釜底抽薪，也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学术挑战。又，既然《中国近代通史》也认为确定社会性质必须从社会经济形态中去考察，那么近代中国社会究竟属于什么经济形态，尚需深究。已故陈旭麓先生曾在评论梁启超的《过渡时代论》时指出：“过渡，倒也道出了１１０年近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它被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又形成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从传统社会跨向另一个新式社会的大过渡。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是一个过渡形态的社会。”（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那么，似乎可以说，这个过渡形态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向资本主义过渡而未成的社会形态。虽然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比重始终不足10%，但重要的是它的质量，而不是数量，而且这个不足10%的资本主义经济始终呈增长趋势，只是残酷的战争环境才遏制了它的整体发展。虽然过渡的结果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但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无论是在《论联合政府》，还是毛泽东1948年4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的原始文本，他都强调中国的资本主义要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要想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那是“民粹派”的观点，这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落后的，反动的，倒退的，必须批判。他所描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只因1948年6月苏联操纵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把南斯拉夫共产党从情报局开除出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迫于苏联的压力，才临时改变了方案，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