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对寒柳诗给予与其学术著作同等的关注，它们是诗，也是史，更首先是陈先生的“心史”。
《陈寅恪诗笺释》 胡文辉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年6月第一版 960页，130.00元 陈寅恪先生的诗，除了友朋师弟间的唱和之外，引起学界严肃的注意，认真探讨考索，迄今也有半个多世纪了。这里面既早且影响至大的，无疑该数到余英时先生的阐发：无论同意还是异议，余先生的读解都是绕不过去的。九年前的这个时候，因云中君之邀，得机缘访问普林斯顿，有幸见到余先生，蒙赐《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的增订新版，重温旧篇，玩味新什，虽不能完全领会，当时深感大端大节已然如是了。 天尚酷热的时候，书评编辑命读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待书到手，吃惊地发现，竟然是厚厚的两大册，近千页的一部巨著！心下暗忖：还有那么多可说的吗？不料接着之后就是大忙，不仅国内跑，而且飞西洋，走东洋，这样就显出大有大的难处了：旅行中虽然只带着半本书，也似乎过于厚实了。况且，读书的时间更是零敲碎打，如同苏轼所说的那般平常画竹者，“节节而为之”，与胡著之篇幅宏富，不能相应，至刻下执笔，仍难谓“胸有成竹”，且拉杂道来吧。
陈寅恪像 安迪 绘 陈先生不仅是史学大家，而且家传诗学，他留下的文字，自具有很高的价值。按照笺释者的意见，陈先生晚年，对自己的史著和诗稿，都有很高的期许。书中解说《广州赠别蒋秉南》之二，颇为细心，也较妥帖：“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笺释》辩证汲取了各家观点，否定“孙盛阳秋”特指《元白诗笺证稿》、“所南心史”谓《再生缘》之说，称：“‘孙盛阳秋’、‘所南心史’，可能包括陈氏已完成的诗文著述，似应包括两部分：一是其学术著作，切合所谓‘孙盛阳秋’……二是其近年的诗作，因为诗中多有影射、针砭时政之作，而不可公诸当世者，此正切合所谓‘所南心史’。”（第506页）现在，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对寒柳诗给予与其学术著作同等的关注，它们是诗，也是史，更首先是陈先生的“心史”。 寒柳诗多有微意，尤其晚年，更往往有曲折的表达，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了，但如何切当把握，而免碎拆七宝楼台，还是不容易的事。 1964年，陈寅恪先生有一首《戏续杜少陵〈秋兴〉诗‘刘向传经心事违’句，成七绝一首》： 刘向传经心事违，翁今儿古各相非。何如东晋郗家好，父子天师道共归。 就诗字面的意思，颇为浅易：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经学的取向上大相径庭，刘歆一反乃翁，力倡古文经；这对父子，比不上东晋时郗家兄弟（郗昙、郗愔）父子（郗昙、郗恢）间，同声共气，奉习天师道。仅止于此，将这首诗简单理解为陈先生咏叹古代家族内部对学术、宗教或同宗或异执现象，自无不可。然而，结合《笺释》引及的李坚的意见（《〈陈寅恪诗集〉中的悲观主义色彩浅释》，载《〈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考虑1963至1964年间所谓“九评”的发表，此诗的现实针对，很可能确是中苏两党论战；而所谓“翁儿”、“父子”，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毛泽东对苏中两党间是“父子党”的形容。《笺释》还特别引证了杨树达致陈寅恪信中讨论“刘向传经心事违”寓意的材料，让读者了解到，陈先生等对杜诗该句，一向有关切，因而假之议论，远非偶然兴起。更令人对陈诗如何因缘而发，藉由所熟悉的史事，指涉当下时事，有具体和深切的体会。 如果在前两句指涉中苏两党分裂、论战的“各相非”一点上，大体尚有共识的话，后两句的理解就有显著的分别。《笺释》以为“既以刘向、刘歆父子比拟苏共与中共的政治分歧，则此处当借郗氏父子比拟欧洲与美国的政治一致。全诗以中国古代的两大思想体系儒学和道教，分别喻指当代两大政治阵营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正相对衬”（第856页）。这段话，反复看了几遍，实在无法完全领会而接受：难道《笺释》要派定陈先生此诗的言外之意是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了，不如资本主义那么团结？李坚的解释，也很有趣：“‘父子天师道共归’，似指苏联与波兰、匈牙利的改革，摆脱斯大林时代的模式……如果以上的解释没有背离原诗的本意，则这首诗表明在六十年代初期，寅恪先生已为苏共和东欧的改革叫好了。这种超前的史识，实在是我国史学界少有的。”体察李的意思，是以“父子”来指苏联和东欧党之间的关系了。为什么前面的“翁儿”就指苏共和中共，到后面“父子”就转为苏联和东欧了呢？我绝不是要提供一种新的解释，只是做一个同样没有确定性的假设：假如我们将前后的“翁儿”、“父子”统一起来，都指苏共和中共，那么，是不是可以说，陈先生要表达的意思乃是，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像苏联那样，一起来“摆脱斯大林时代的模式”，实行“改革”呢？这样的话，陈先生不仅为苏联、东欧的改革叫好，而且在呼吁中国的改革了！这种超前的史识，不仅“少有”，而且更具现实针对性，岂不美哉？ 然而，陈寅恪先生真是这么想的吗？我们真的能完全了解吗？我们终究能做什么呢？ 《笺释》充分意识到解说寒柳诗的困难，其一在于“旧诗传统的中断和文化语境的隔绝”，“我们跟他们之间，相隔着一道深深的文化鸿沟”；其二在于“政治情境的转换与集体记忆的遗佚”，“当年影响巨大的种种事件，经过长时期的记忆过滤，经过集体的选择性遗忘，多已遗落在历史角落”（《后记》，第957页）。前面一点，是身在时间下游的我们无可奈何的处境，某种程度上，与我们读一切古代诗歌传统中的作品所面临的困难一样。后者，乃是读通近代以下的旧诗的关键。因而，笺释的侧重，其实是清楚的。《笺释》要做的，自述主要在如下方面：一，网罗交游资料，确定诗作的基本语境；二，通释古典后，用力于今典及微言大义；三，尽量引证同时代人诗词、日记及回忆录原始文献，作为旁证和参照（第957页）。第一个方面，当然是最基础的，而之前历次编辑寒柳诗集者，亦已大体安排拟定，或有小的订补而已。第二个方面，古典只是一个有限的部分，能否揭出今典和微言大义才是成功与否的标示；前贤于此，多有发现，《笺释》全面展开，用力不可谓不勤，收获亦可谓颇丰。就个人的感受，似乎第三个方面，《笺释》每有显著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这原本也是揭示今典的重要途径，阐发微言的有力佐证。 窥见陈先生诗之所指，是诠解的核心。《笺释》作者自述最早读破《经史》一篇（第956页），该诗首句有所谓“虚经腐史”，《笺释》援据余英时先生读解陈致刘铭恕信中“太史公、冲虚道人之新说”的判断，认定“虚经”谓《冲虚真经》即《列子》，而“腐史”谓曾受腐刑的司马迁所完成的《史记》，前者扣合“列”，后者扣合“马”，两相结合，实指习称的“马列”。这个例子，清楚表明了《笺释》在诠解陈诗上，有所承而后有推展的特点。《笺释》对于词句的诠解，有时相当细致，因而能更上层楼。如其释《赠蒋秉南序》“侮食自矜”一语，点出“侮食”乃古东越国名，从而揭出陈先生“用此僻典，当是指其时知识分子以尊崇外来的意识形态为荣”（第418至419页），如此，则与“曲学阿世”构成对应，《序》之本意，可说是涣然厘清了。 用过去的典实，喻指当今的时事，有时只是一己之私拟，寒柳诗中固多；有些则属一时的通识，只是“已遗落在历史角落”，有待打捞、勾沉。《笺释》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比如1944年的《闻道》一首，以唐玄宗、杨 贵妃故事戏说蒋介石、宋美龄的情感风波，虽然有吴宓说明“蒋公别有所爱，于是宋美龄夫人二度飞往美国，此咏其事”，但《笺释》引沈祖棻《涉江词》中以汉武帝、陈皇后影射蒋、宋的《浣溪纱》（第192页），用事不同，却更令人信服：毕竟，当初唐人如白居易《长恨歌》，开篇写“汉皇重色思倾国”，不正是拿汉武来说明皇的吗？ 佐证的材料，往往不仅是背景而已，且可以直接介入、影响到对诗歌内容和诗人思想的理解。1941年《辛巳春由港飞渝用前韵》“草长东南迷故国，云浮西北接高楼”两句，《笺释》指前句谓汪精卫伪政权，后者指延安的共产党，它们与重庆的蒋介石政府，构成三足鼎立之势，透露出陈先生心中当时的国家政治格局。《笺释》引述《谭其骧日记》所录胡厚宣后来的交代文字：“陈寅恪说现在是新三国：汪日、蒋美、共苏。”并旁征陈君葆和吴宓的日记、萧公权的诗，乃至潘汉年的说法（第157至158页），显示“三国”的意念，乃当时各派人物心头共同的浮想，因而使得对诗句的理解坚确无疑。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笺释》对1944年《阜昌》一首的诠解（尤其是第200至204页），如果结合对早先（1938年）《残春》的解释（第117至121页），则所援引的胡适日记、吴宓日记等，共同勾勒了抗日战争初期主张妥协和议、徐图恢复的思潮及其后来在政治实践上的分途，进而点出了陈寅恪、胡适等对汪精卫态度的复杂性，足供知世而论人。 提供充分的历史背景材料而以史证诗，有时，未必于每一字句细节得其确解真谛，但大致却可以虽不中亦不远，极端时，甚至在无字处也能悬揣出诗歌的意旨梗概。1953年《和籴（读《新唐书·食货志》）》一题，诗之本文已佚，《笺释》根据当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居民和团体购粮一律凭购粮证和粮票的事实，“疑此篇”“借古非今”，“以强制性的所谓‘和籴’喻指当时政府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并且引证了苏渊雷以“和籴”“比作今天的统购统销政策”的议论（第527至529页）。我相信，这一推拟复现了该诗的作旨。此类“当年影响巨大”的事件，后代不察，往往会失之交臂。由此可见，释诗时，勾辑背景史料之重要和力量。就个人言，对此例抱有兴味，是虽然余生也晚，但还及见此政策终结前最后数年的情形，当时还在大学读书，往往将多余的粮票去换街边的茶叶蛋吃。 已扯到茶叶蛋如此琐屑的事，便最后说几句零碎话。 世间没有完美的东西，《笺释》当然有讹误。比如，傅斯年从欧洲回国的年份，无论如何不是“1929年”（第36页），因为下文紧接着就说明1927年傅已在广州中山大学了；还比如，虽然笺释者知道有一位吴景平写了《宋子文评传》（第316页），可还是在第313页上将《评传》派给了“宋景平”。这些或者不能都算到笺释者的账上，但下面一项却要负主要责任：读者打开这部书，见到目录上无数的事件、人物，几乎想不到这是陈先生的诗集，倒容易误会这是陈先生逐年记录的一册笔记。照作者《后记》说明，“经朋友的提示”，“针对笺释的主要内容，给每首诗另起了一个标题。这对于读者多少有些指引作用，只是在体例上就未免不伦不类了”（第957页）。我觉得笺释者听了一个好朋友的坏建议，“不伦不类”是肯定的了，且不说；问题是笺释中，常要读者参阅其他诗篇时，给出的只是陈诗的原题，却并非这另起的标题：于是，翻来覆去地找，就可想而知了，即使是笺释者本人，试一试的话，也必定手忙脚乱。我倒不是一概反对不伦不类，不过认真建议：如有重版之机，目录中当在拟题之下录出陈诗的原题。 让读者，至少是我，感到不便的还有一点，书后面没有一个完整的征引或参考书目，因为笺释者的页下注经常是缺省的，要确定一项材料的出处，有时不得不一味倒溯，不知到哪页才是源头。替笺释者计，没有书目的另一个缺憾是，无以标记广搜博征的辛劳。 虽然前面已经特别赞赏笺释者对相关史料的收集，但我发现，有时竟也会有失之眉睫的情形。如导致陈寅恪先生最后失明的视网膜脱落，究竟在何时？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定在1945年“春正月”（增订本，第135页）固然不确，而陈的女儿先后说法也不一样。《笺释》根据陈致傅斯年的信，确定在1944年11月（第208页）。其实，翻检笺释者也常用的《吴宓日记》，即可清楚了解事情的前后原委：首先是 如果允许我最后吹毛求疵一次，《笺释》于《十年诗用听水斋韵》之二“十载长安走若狂”的首四句之下，指出其“用刘禹锡诗典”，并长篇征引了尤袤《全唐诗话》卷三“刘禹锡”条（第229页）。我对《全唐诗话》特别敏感，是因为二十多年前第一次见陈尚君教授，不知怎么的，或许说了自己读些唐诗之类的话，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全唐诗话》是伪的吗？”现今，如果我们相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话，《全唐诗话》是南宋贾似道门下廖莹中抄自《唐诗纪事》的；《笺释》所引这段，见诸《唐诗纪事》卷三十九，几乎一字不差。 延伸阅读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 余英时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 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