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海外书简》，施蛰存著，辜健整理，河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30.00元；《夏日最后一朵玫瑰——记忆施蛰存》，陈子善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25.00元

　　在施蛰存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际，接连看到两本有关的书。

　　《施蛰存海外书简》（辜健整理，大象出版社2008年4月），收录施蛰存于“文革”后期至90年代末期写给香港、台湾和美国、新加坡友人的书信297封，真实而具体地记录了其丰富的学术活动与精辟的思考见解，往事的忆述回顾与当下的生活细节，“也间接反映了中国八九十年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

　　《夏日最后一朵玫瑰——记忆施蛰存》（陈子善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6月），收入记写、追怀施蛰存的文章46篇，作者基本是内地文化圈中与施蛰存有过交往者。书名出自其中一篇文章题目，作者自己也说了，这一形容是他“不伦不类”的“灵感闪现”，无法解释，只能交给上天去代圆其说云云。这意象的唯一好处是与该书出版时间相吻合。

　　二书可谓互相呼应，共同呈现了施蛰存创作治学的卓然建树，待人接物的古道热肠，处世胸怀的睿智洒脱。

　　施蛰存以“北山四窗”著称，他在东窗（古典文学）、南窗（现代文学）、西窗（外国文学）、北窗（金石碑版）等方面广博的学识、惊人的才情，通过二书让读者有深刻印象：对不同领域的人，开不同的窗，谈论不同范畴的文事（而且并非浮光掠影，而是诚挚切磋，提出看法，直至开列书目、解释名词等），大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潇洒；再用个通俗的比喻，读二书，犹如看施蛰存“车轮战”般过瘾。

　　二书还见出他对待后进、包括素不相识者，往往主动关照提携，指导帮忙。有时，他明知世道险恶，有人会利用他的好意去谋私利得益，却仍不改热诚，令人感动。但他也不时直言指出对方不足，并非乡愿式的老好人。

　　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对于文学，对于为人处世，态度很通达，甚至有点“现实”。如他致香港编辑古剑（即《施蟄存海外书简》整理者辜健）的信中，谈到文学的“雅”与“俗”，十分精辟，毫无头巾气；更时时教对方从编辑杂志到人事关系到投资保值等方面如何适应环境灵活处理。这份人情世故，是可喜的。顺便一提，施蟄存写给古剑（辜健）的一百多封信，让我想起周作人与潘耀明的关系。

　　凡此种种，都让人对施蛰存、对二书深怀好感。不过论文学史料和社会史料方面的价值，还应数“海外书简”，尤其是施蛰存在书信中对文坛人事的回忆评点，对自己艺文经历、公案旧账的解说，都很珍贵。大抵私信“言而由衷，可见其真性情，真学问”。（辜健《编后琐语》）加上是写给海外友人的，更能放胆直言一些。当然，由此在保存很多内幕资料的同时，也留下他对时局等不一定正确的判断。

　　这就要说到两书的不同之处：“内外有别”。以“四窗”为喻，“夏日玫瑰”的作者大部分在内地，“海外书简”的收信者则在境外，那么“夏日玫瑰”是来自窗内而“海外书简”来自窗外；但“夏日玫瑰”到底是旁人“外观照”式的记述，“海外书简”却是施蛰存自己现身说法，属于“内观照”，然则“夏日玫瑰”才是窗外而“海外书简”是窗内了。

　　从窗外窗内不同角度，才能更好地看清“北山”。二书可互为补充，比勘式地对照阅读，是很有意思的。

　　比如，“海外书简”有致作家刘以鬯、翻译家张索时、新诗人孟浪、学者卢玮銮（小思）和孙康宜等信，“夏日玫瑰”则编入了这些人的文章，等于提供了内容的笺注与文本的增补（有的文章引录了“海外书简”没有收入的施蛰存去信，以及“海外书简”因体例之故而告阙如的对方来信），进一步突显了施蟄存为人为文的几个可敬方面。

　　又如，“海外书简”多次提到一种“闷杀”的“潜规则”，并非来自官方压力，只是文化人的自律：“（我）与国民党的关系，比左翼作家更清白，因此也没有人批判我。只是由于非正统，故压抑着绝不提起我，用的是‘闷杀’的办法。”“我知道，我无论如何‘靠拢’，还是个‘异端’。许多编辑，不愿谈我卅年代的文学创作，也并不是受上级指示，只是善观气色，心照不宣而已。”（以上均为80年代致按古剑的信）而这种自律的“闷杀”，在“夏日玫瑰”里也有相关佐证。吴立昌文中记：施蛰存曾在一篇海外访谈中，反对“30年代中国文学以左翼文学为主流”的传统观点；但该文结集收入其1995年出版的《沙上的脚迹》一书时，却将“那一大段全部删去了。不是因为原来说的不是心里话，而是作者或出版者碍于外力，不能也不敢讲真话”。

　　最可玩味的对照，是施蛰存对鲁迅、对两人于30年代一场著名笔战的态度。

　　施蛰存身为著名作家、编辑家，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观念，又经历过很多文坛人事，自然免不了与别人产生一些理论观点的争论纠纷，却在20世纪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政治文化风云中，成了他的“政治包袱”，长期背负着几笔旧账。当中比较著名者之一，是与鲁迅就青年学子要不要读《庄子》与《文选》之争，使他“赢得洋场恶少名”。这是谈施蛰存绕不过去的公案，“夏日玫瑰”中大量文章都涉及这一问题，乃至有专文《施蛰存谈与鲁迅的关系》等。各方作者的分析、评论，归纳起来比较统一的有这么几点：

　　第一，这是一场小事化大的风波。第二，两人的关系本来不错，施蛰存事后对鲁迅也很尊敬。第三，双方在笔战中都有过火之处，但，“问题还是在施蛰存方面”，“说了些尖刻的过头话”，“态度上难免有失检点”，“是年少气盛的出格举动”。（见楼昔勇、黄裳、钱谷融、杨迎平等文）

　　更重要的是，在很多人笔下，施蛰存后来已豁达坦荡，淡泊处之，“没有受辱之感”（钱汉东文），“连‘腹诽’都没有过”（躲斋文），甚至知错而自责自贬（如楼昔勇文）。

　　这些文章大都有言之凿凿的谈话出处，所反映的意思，所描述的施蛰存形象，都很正面。只有个别作者透漏出另一面的蛛丝马迹，如朱健国、陈诏的文章提到了施蛰存对鲁迅的非议。

　　鲁迅说过：作家的日记或尺牍，“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施蛰存晚年对待那场论争、对待双方过节儿的更激烈的回应，正要归功于“海外书简”挖掘出土的一篇文字。

　　是在致香港编辑吴羊璧的信中，施蛰存专门附了一纸说明，回应几个问题，但叮嘱对方不要发表，“只是请你了解”。这份文字涉及“第三种人”、“书报检查官”等解放前的“重大历史问题”，谈到一些人事，重点是鲁迅：“鲁迅对我的批判，我是不服的。但看他把周扬、夏衍也奚落得不成样子，我也只好自认晦气，不该触怒一个文坛霸权。他现在还是一个‘老虎屁股’，所以我始终不吭一声。”——这岂止腹诽，简直尖锐，见出他的倔强，也见出那一事件留给他的阴影，终究是积着一点怨气的，与“夏日玫瑰”绝大部分作者的描绘迥然不同。

　　这就是“海外书简”的价值了，毕竟是对“窗外”所谈，不像“窗内”的顾忌。“海外书简”所在的“大象人物书简文丛”，李辉在总序中谈到，私信的整理出版，“能使文化积累、历史记录多一些角度，多一些细节。”良非虚言。

　　诚然，我对施蛰存的胸怀超迈不迂不滞，是早就有深切认识与景仰好感的，专门拈出这一资料，并非要毁坏他的蔼然形象，更不是要在前贤身后再挑拨是非。只是觉得：那种一笑风云过、恩怨不系心的洒然，是真的；这种积怨难尽消、己见仍坚持的耿耿，也是真的，两方面合起来，才是一个更值得尊敬的真人。

　　而要真正知人论世，也正需要这样的窗内窗外合而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