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一个多世纪了，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真有点可悲。或许是清末的几场战争把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性摧垮了，压抑了，后来，尽管不时有一些有识之士强调民族传统的承传与发扬，尽管随着近些年来国力的增强而有的人开始趾高气扬，甚至忘乎所以，但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卑心理实际上并没有根本消除，上世纪初黄人写《中国文学史》时曾经感慨过的“厌家鸡爱野鹜之风”并没有彻底改变。这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请问，一个多世纪来，当我们盘点文学理论仓库的货架时，究竟有多少谈得上是原创的产品呢？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文学理论界衮衮诸公的主流话语，实际上大都是从西方稗贩而来的。尽管有时通过与中国现实政治的嫁接而显得有点本土化色彩，但骨子里无疑还是外国货。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论文学，大家宗奉的是西方的“典型论”，什么“典型性格”、“典型环境”、“个性”、“共性”呀，将人物性格的刻画作为文学批评的最核心的标准，认为故事情节都是为刻画人物服务的，乃至论诗歌也要拚命从里面找“典型”。当时我就不明白，有的作品明明以情节取胜，故事讲得有愉悦性，有思想性，能感染人，为什么就不算是好的艺术创造呢？评价文学作品高低的标准究竟是跟着人的感受走、被大家所接受为标准呢，还是跟着某种理论走、能套得上某种框框为上乘呢？可是，八十年代以后，西方叙事理论在我国风行起来。于是，人们论小说等叙事文学，铺天盖地的是讲“全知”、“限知”、“视角”呀什么的，似乎不套用些“叙事理论”的术语就不算是创新性的研究似的，终于将论“叙事”压倒了论“典型”。

    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一直在想，研究中国古代的小说与小说理论时，是否能走自己的路，探索与总结一种立足在本土的而不是照搬或套用西方的、以论“人”为核心的而不是以论“事”为中心的理论呢？假如与“西方叙事学”相对应的话，是否可以叫“中国写人学”呢？当然，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广泛而深入，我们在探讨“中国的”写人学时，不能不吸取西方的各种理论；我们在讲“写人学”时，也不能与分析叙事截然分开；我们之所以提“中国写人学”，只是强调其基本立足点是在“中国”与“写人”两个方面而已。

    事实上，我们的祖先留下了丰富而独特的“写人”文本与对“写人”问题的独到的认识，甚至可以说，我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点就是“原人”，不但从“人”出发和最终服务于“人”，而且其理论的构建也是与“人”的内在精神与外在的面貌密切相关的。因此，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写好一部“中国写人学”。

    根据原来的设想，花了整整五年的工夫，李桂奎的《中国小说写人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我感到非常欣慰。我之所以感到欣慰，是因为觉得他做得比我预想中的好。

    我之所以感到比我预想中的好，首先是因为他构建的“中国写人学”的确是实证实悟到了不少新鲜的东西，原创性强。过去一谈写人，人们的思路比较单一，无非是从小学就开始受教的那一套，总是从肖像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等几个角度去观照，所得出的结论也多是“人物描写生动形象”、“人物塑造带有典型性”、“艺术形象逼真动人”云云。应该说，当初总结的这些角度本有它的合理性与先进性。但长此以往，老是踏步于原地，颠来倒去，不再去作深入的研究，不敢去走创新的道路，曾经先进的东西也会慢慢地变得陈旧起来，给人以千篇一律的感觉，使得写人研究丧失了个性和活力。桂奎的这部论著就在许多方面突破了老框框，从一系列新的视角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比如，第一章概括的“躯体喻物”，就是从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实际情况出发，基于中国传统的“赋比兴”中“比”的理论，充分考虑到了“英雄异貌”、“秀色可餐”等民族心理及面相学等传统文化精神，又吸取了“移情作用”、“身体修辞”等理论内涵，探讨了男性霸权话语下的男性躯体描写的“动物化”与女性躯体描写的“植物化”等创作现象，总结出了中国古代小说写人的一种特殊的方法，又言之有据，富有新意。第二章论“容貌敷色”，不是一般化地泛泛而谈容貌描写，而是专注于色彩的运用，作深入、具体的探讨。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着力于从传统的“五色”文化、“品色衣”制度以及戏衣设计、戏剧脸谱勾画等方面，论述了容色描写的角色象征和指示功能，并进而重点论述了“黑”、“白”二色在男女容貌描写中的对行性，以及女性容色描写的“红”、“白”、“绿”等倾向，多发前人之所未发。第三章论“姿态造型”，承传、发展了传统的写人论中的“态”论，并结合现代“态势学”的某些观念，将人物之“态”作为一种“副语言”、“无声语言”、“特殊语言”来作专题阐发，对人之习常的“坐”、“立”两种常见姿态描写的密码及其角色扮演功能进行了礼法性、象征性的阐释，并结合“阴阳观念”、“刚柔理论”，分析了男女身势描写的性别差异及其喻说特点。这些论述大都不是陈词滥调，而是戛戛乎独造。如此一路下来，每章每节都探讨了种种前人没有论及或很少涉足的问题，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中国小说写人学》所发现并总结出的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写人现象、写人图景、写人规律，大都是实悟所得，实证所之，因而所构架的理论体系是新的、真的、原创性的。

    我之所以感到比我预想中的好，还在于这部论著注意了理论构建的“中国化”。桂奎十分注意涉猎现代的西方理论，这是他很突出的一个长处。不过，在他最初给我看的论文中，还处在不时镶嵌一些译文的语句和时新的术语层次。这好像是目下年青人的一种时尚，似乎不这样就不能显示自己的学问。这不能不使我想起了当年自己在做大学的毕业论文《论王士禛神韵说》时，将第一稿交给朱东润老师审阅后，满以为自己花了不少工夫，能得到老师的肯定，想不到老师第一句话就教训我“掉书袋”。这一当头棒喝，使我永生不忘，以后时时琢磨着一个“化”字。当然，食古而不化不行，食西而不化也同样不行。不论是食古，还是食西，都要“化”成当下的我的营养。所以，我对桂奎一再强调要注意理论建构的中国化，要立足本土，注重还原与激活传统的话语，将西方理论中的有益的成分，像盐一样溶于中国的水之中。那种贴满了五颜六色西方标记的东西其实往往不是好货，只有做到了“无迹可求”，才是上乘。好在桂奎对于传统文论也有较好的基础，尤其是对小说评点理论下过工夫。他后来还是比较注重“形神”等传统话语的还原，分别从躯体喻物、容貌敷色、姿态造型、神情投影、心态显象、脾性摹状等层面，对中国古代写人现象和写人经验进行了认真而系统的梳理。这些命题设计属于传统的“形神”相对论以及传统小说评点话语体系。书稿中的一系列命题，大都直接根源于中国古代画论、诗文论、戏曲论、小说论等有关“形神”问题的理论；特别吸取了宋代陈郁《藏一话腴》提出的“写形”、“传神”、“写心”三分观念，以及明末金圣叹批《水浒》时提出的“性情”、“气质”、“形状”、“声口”等四个要素学说。在具体论述男女描写的性别差异时，也常常从传统文化观念，乃至传统俗语生发命题，如论男女情感描写，扣紧了“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痴情女子薄情郎”、“男儿有泪不轻弹”、“千金难买美人笑”等古语展开论述；论男女心态描写，抓取了“男狂女羞”、“夫惧妻妒”、“多疑男子性，最毒妇人心”等错位性的民族伦理心理来比较分析；论男女脾气描写，分别从“火气”与“水性”、“训教”与“撒泼”、“大脾气”与“小性子”等层面立意。关于“写心”问题，作者更关注的是中国古代小说“诚于内，形于外”等特点，并剥离出与西方文论观念判然有别的“传情”、“状性”等话语，而不再用“心理描写”之类的套话。即使在具体用语上，也注意了中国化，例如不去搬弄“反讽”等西方文论的译语，而使用更准确到位的“曲笔”、“阳秋之笔”等术语。这一切都给我们以亲切感。当然，我们假如仔细体味的话，可以感到这部著作还是广泛地吸取了文化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及角色诗学等等理论方法，将它们有益的成分尽力融合到了中国化的理论体系的构建之中。这一工作，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但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著作多用西方的一套来消解中国的传统，而较少用中国的一套来消化西方的理论的背景下，桂奎的《中国小说写人学》能达到这个地步，我觉得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它所显示的原创性，归根到底，也就是“中国化”的结果。假如放弃了“中国化”的思路，也就不会有原创性。因此，这部著作就是用中国化的心血浇灌出来的富有原创意味的硕果。

    作文至此，或许会有人责问我：“学无新旧，无中西，你为什么要如此强调理论的中国化呢？”的确，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类对于包括文艺在内的万事万物的认识，特别是在本质的、抽象的层面上，往往有相同或相通的地方。但全球化到现在，人类毕竟还是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层分成各色人等，各自有着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传统、不同的心理。这就使得各种学问无论如何同时也必然分新旧、分中西的。学无中西与学有中西，实际上是做学问的两个方面。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有中国人的感情，我自然能更深地体会到中国的传统的确有永恒的东西存在，有消化异质文化的基础与能力。我希望的是能将异质文化“中国化”，而不是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霸权话语来化掉中国的优秀的传统。可叹的是，长期以来民族自卑的心理使一些人总觉得别人家的月亮也比自己的圆，乃至良莠不分，美丑并收，有时竟会将人家的红肿之处也叹作桃花之艳，溃烂之点也舔为乳酪之美，招摇过市，害己又害人。至于那种抄几句话、几个名词来点缀点缀门面者，就只能算是小儿科了。看来，这样的局面还要有一段相当的时间。只有当我们的国力真正强盛，我们国家的优秀传统广为传播，有一个平等、和谐的文化全球化的环境时，才有可能彻底结束这样的局面。这一天，我相信总会到来！

    我强调文学理论的“中国化”，是不是拒绝学习与接受西方的文论呢？绝对不是！恰恰相反，我强调中国化的前提就是要吸取西方的优秀的东西。不接受外来有益的、先进的东西，就不存在“化不化”的问题了。我觉得桂奎的可贵之处，也就是在学习、梳理、总结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时，十分注意学习与运用西方的一系列的理论与方法。那些客观的、实事求是地介绍、翻译与引进西方文论的先生们是令人尊敬的；那些试图运用一些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的努力也应该是肯定的。我强调的只是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要将立足点站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而已。我希望的只是要在运用外来文论时必须注意本土化、中国化，“化”得越彻底越好。像当年王国维，就是从《红楼梦评论》有点生搬硬套，逐步走向《人间词话》的“化境”的。

    在当下的学术背景下，我期望中国古代小说写人研究，乃至整个古代文学与文论研究都要注意把总结、承传、发扬中国传统优秀的文论精神放在首位，在将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中国化的道路上，彻底远离生搬硬套，乃至掇拾一些半生不熟的译语以炫耀的时尚，向着“不落言筌”、“无迹可求”的目标前进，以最终达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化境。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2期）

    黄霖（1942-  ），上海青浦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