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上、下卷]，侯家驹著，新星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85.00元

　　台湾学者侯家驹先生花费11年时间撰写的《中国经济史》（上、下两卷）是一部规模宏大的著作，它以88余万字的篇幅构建了一个完整而又颇具有机结构的体系。据作者所说：“本书系采用‘大历史’的写法，即除经济事务外，尚论述政治、社会的背景。所以本书不仅是经济学人的读物，亦可作为通史与断代史学者的参考。”

　　本书不仅“博大”，而且“精深”。它从丰富而又庞杂的史料中勾画出两千余年中国经济史演进的轨迹，并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史的功能与范围。作为台湾学者，侯先生自有其独特的眼光。他以西方经济史作为参照系，通过中西比较，发掘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那就是政治经济，亦即权力经济。作者认为，中西方历史经验与发展道路有所不同。西欧诸国面积普遍不大，人口不多。这些小国对外面临国与国的竞争，内部则常有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抗衡，工商人士较易发挥其影响力，所以经济制度的变动势必导致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则不然，因幅员广袤与人口众多，执政者有君临天下之势，工商人士莫能与之抗衡，以致政治制度成为下层构筑（即基础），经济制度反而成为上层构筑。结果造成“政治制度左右经济制度，政治力量凌驾于经济活力之上”，这种格局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本书着力分析政治权力对中国古代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影响，因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从中即可看出中西方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书中说：“凡政府干预愈深者，则市场机能运作能力愈弱，反之亦愈强。”在政治权力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先秦时期，政府并不干预人民的经济活动，基本上奉行自由经济精神。但自商鞅实施农战政策起，秦国政府却干预人民的生涯规划，断绝了很多谋生方式，用强权迫使人民只能采取“平时为农夫，战时作士卒”的农战为业，最终目的是要人民完全为国家利益，实则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卖命。汉初实行的“无为而治”政策，显示自由放任精神的复活，出现很多白手成家的巨富，从而形成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幸的是，汉武帝为对匈奴用兵，将盐铁酒收归国有。不仅干预经济活动，而且与民争利，使本来正在艰难成型的自由经济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昙花一现。且因公营之故，官吏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百姓深受其苦。汉武帝的国营项目中，还未包括信用部分，而王莽对经济的干预，远甚于汉武。尤其公营信用机构，可能就是诱发后代政府和贵族放高利贷行为的温床，正如唐代的捉钱令史和元初的斡脱官钱。汉代发明的国家专卖制度为后代所继承，自唐代中叶以后，盐铁与度支、户部并称“三司”，重要的产业都为公营，致使工业难以正常发展。

　　总之，市场经济在中国历史上只能曲折发展，时断时续，最多只能在中央政府控制力量较为薄弱时，市场力量才能稍微脱颖而出。本书认为，早在秦汉大一统的初期，中国已有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现象。其后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发展出资本主义，关键就在于国家的统治经济与管制社会对于经济发展——尤其是工商业发展打击最大。国营事业和统治经济建立后，对于工商业者已形成致命的打击。再加以在管制社会中，科技被视为奇技淫巧，阻碍聪明才智之士从事科技研究工作，从而使技术停滞，经济社会凝为静态。

　　不仅市场经济如此，整个经济的发展都遵循着这一规律：“从中国经济史看来，左右经济发展情况的主要因子，是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的有无与多寡。”“历代经济情况的好坏，主要是依赖充分条件的‘充分’与否，即政府干预的多寡：凡干预较少者，则发展情况较优，否则较劣。”

　　其实书中所述的“政府干预”一词，虽然借用的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术语，但其中阐述的却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内涵。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实行的是一种公共职能，以政策性干预来维护社会公正和经济正常运转；相反中国古代政府的“干预”更具有强权掠夺的性质，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控制国家经济，从中获取巨额财富，以满足统治集团的无限需要。本书将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精辟地概括为“家天下制”，“家天下”的专制皇帝视天下的一切为一己之私，出于自身的贪欲而无限制地奴役人民、掠夺财富。历代皇帝多是穷奢极欲，即使皇帝本人不太腐化，但因家天下制度，君主要对祖先尽孝，就得大修家庙、建筑陵寝；同时还要荫及子孙，用公款供养大量的宗室贵族。“宫中除具有其自己资源收入外，其用度仍常列为政府预算，以清季言，宫廷支出约占总岁出十分之一。宫廷拥有巨额资源与大量挥霍，当然会将原可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挤出，从而限制了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时机，皇朝对社会的剥削和掠夺大大超出人民的承受能力，便会造成经济崩溃和社会动乱，人民被迫起义造反，皇朝也随之灭亡。

　　此前，已有少数内地学者从政治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现象。早在上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王亚南先生提出“官僚制社会”理论，认为皇帝官僚统治中国社会，并决定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矛盾不是所谓的“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而是“官民对立”；官僚获取财富的方式主要是政治手段，所以王亚南大力抨击官僚的贪污和腐败，指出中国官僚制的特殊性在于“整个政治权力，结局也即是整个经济权力。”（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122页）

　　著名中国经济史学者王毓铨先生亦曾指出：“在中国家长制专制封建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权力，不是经济权力。”“这种政治权力经济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典型。”（《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议》，《王毓铨史论集》下册，第704、707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不过，若论全面阐述中国权力经济发展脉络、深刻揭示其中实质者，恐非侯家驹先生的这部力著莫属。因而，这是一部很值得内地学人认真阅读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