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德]顾彬著，范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58.00元

　　顾彬在中国的知名度似乎是一夜之间形成的。两年前，他的中国文学“垃圾论”经媒体报道之后，引发了如潮般的争论，余波荡漾至今。然而，根据报纸上一个大标题以及被报道者的只言片语，去附议他或者对他口诛笔伐，都可能失之轻率。日前，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他关于中国文学的看法，无论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最好以这本书为依据。

——编者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样一部著作，涉及20世纪中国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各个方面，如果单纯地以资料大量堆砌，四五十万字远远不够。反之，仅用革命史的方式大网眼捞小鱼，十万字也就够了。相关著作，国内有近千部之巨，大多浮皮潦草，不足为道。习见之文学史写法，受困于“客观”这种自我蒙蔽性的逻辑，搜罗资料，却不具有细读和分析能力，也缺乏坐冷板凳的学术研究精神，文学史的写作不是当做学术来考量，而是作为资料集而拼凑。

　　顾彬教授运用的史料也许不是最广泛最全面的，但是他对资料和具体作品，大多精读过，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判断。这就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具有顾彬的个人化色彩。他在这部著作的撰写过程中，不仅考量了20世纪中国文学里各种资料的内在价值，而且贯穿了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审美品格，神学、解析学、小说美学和人道主义，则构成了这部文学史的深厚学理基础。中国学者，恰恰匮乏这种珍贵的精神特质。

　　基于深厚的人道主义修养，顾彬在述及文学史上有定论的作家时，没有另开分店，而是从这些作家身上求和。从丁玲身上回溯《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女性主义精神，从老舍的《猫城记》里读解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幽默感。

　　在论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文化的剧烈嬗变时，顾彬指出：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明显的缺陷，世纪之交的长篇小说对于一种现代文学在中国的形成还是起到了确定关键走向的作用。从预言方面来看，这就是危机和幻灭、改良和革命的主题，进一步就是其间出现的向单一人物作为主人公的集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P17，下同）

　　顾彬也注意到了大陆学界曾颇为热闹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过渡主义理论，然而，他“……无法同意那种将从传统到现代看做是连续性过渡的流行观点，而想把这种变化阐释为一种深刻的断裂。”（P23）他强调说，“苏曼殊是文言文最后一位大师，同时也是第一位对于病态没有采取回避态度的作家，在作品中对病态做了不加粉饰的描写。”（P22）

　　从身体的病态，延伸到整个民族的病态，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表达逻辑。顾彬看得条理分明：从疗救个人，到疗救社会，是那个时期文学作品的重要表达核心：

　　对一切价值的重估是现代性的一个本质特点……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引起了一个双重性问题，这个问题决定了至今的知识分子话语：(1)人们放弃了自身中的身份，但是结果表明，他们并未能在他者中获得完全的身份。（2）人们所放弃的东西永远不能恢复。……1919年的偶像破坏者还是在传统成长起来的，他们同时拥有新旧两种文化，他们有能力在东西方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新旧之间做出选择，甚而有能力做出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综合。仅仅在语言这方面就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和周作人文风之优雅迄今无人能及，更谈不上超越。与此相比，1949年后大多数作家的语言贫乏格外引人注目。（P25-26）

　　从这段话里，可以寻找到顾彬“鄙薄”当代作家的依据，即当代作家仅仅拥有“新文化”，只能在“光明”命名的状态下生活、写作和思想，这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存在”。跟鲁迅、周作人等前辈大师相比，当代作家仿佛只是半个人，另一半则神秘地消失了。

　　顾彬在文学史里寻找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衰退链，读出了隐藏在郭沫若诗歌中的个人崇拜和国家主义崇拜的倾向：

　　这里发生的一切可叫做“崇高的转移”。崇高的不再是宗教和传统，崇高的首先是个人，然后是集体，尤其是国家。（P46）

　　与此相反，顾彬从郁达夫的名篇《沉沦》里看出了一种双重的反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富强了，就没有中国人再因屈辱而自沉，相反，每个中国男子都可以没有顾忌地与日本买春女寻欢作乐。”（P54）

　　这样一来，祖国和个人的关系，就变得轻飘了起来，而失去了传统大陆文学史里强调的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纽带。二十世纪新文学剧烈嬗变的过程中，作家思想变动巨大，甚至走向了相反的极端：极端的“国家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

　　顾彬写道：“以拯救社会或拯救个人为己任的文学的两个极端是妄想狂和忧郁症。”（P62）

　　顾彬通过对郭沫若和郁达夫作品的分析，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趣向作了有效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有了两种不同的分野：疗救社会和拯救个人。这不是顾彬的发明，而是他的有效整合和再利用。社会的病症，在鲁迅的作品里得到淋漓尽致的揭发；个人的问题，在郁达夫的小说里得到了深入的表达。随着社会大变动，二者合而为一，个人的病症融进了社会的病症里，从而取消了个人性，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病症中的一部分。因此，疗救了社会，就疗救了个人。文学的个人性被取消之后，中国大陆的文学也就物化了。

　　在第一章第三节“文学的激进化”里，顾彬通过对丁玲文学创作转变的具体分析，尤其是通过对王实味事件的细微考察，进行归纳：

　　……这里有三件事情具有标志意义：（1）文字之争演成了政治事件。（2）发生了一个语言方式的转变，由美学评判转到事关生死的总体控诉。（3）这场争论的真正对象并不是处于台面上的人，而是假定由这些人所代表的幕后政治阵营。（P192）

　　这对当时文学情势和政治斗争趋向的归纳，让人一目了然。20世纪中国文学史，基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巨大灾难记忆和斗争叙事，很容易写成政治附庸史。不管顾彬是否成功，他努力为中国20世纪文学寻找自己的独特价值的努力，仍然值得肯定和尊敬。

　　与现代作家形成鲜明差异的是，迷失了自我，缺乏内在审美趣向，语言粗糙，无法发出自己的独特文学声音，当代作家一直在迷宫中打转。在他们面前，有两个出口，一个是意识形态，另一个是商品市场，任何一个出口，都需要交出自我。即便是很时髦的“寻根文学”与“先锋小说”，顾彬也并不满足于平铺直叙。针对“寻根文学”，他说：粪便、尿和臭屁似乎就构成了农民。（P350）对“先锋小说”，他也反问：先锋小说的现代主义是否是一种反动的现代主义，或者是一种受欧洲世纪末风气影响的伪现代主义？（P354）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作家和作品的物化效应越来越明显。社会首先为原来遭贬抑的“物欲”进行了平反，其后对道德层面上的重大禁区“性欲”也进行了意义置换，为社会、文化、文学上的“泛欲叙事”的大肆泛滥，铺平了道路。从物体的迷恋，到身体的迷恋，最后到自我的迷失，构成了这个短暂时期的叙事主流。

　　而这些，都在顾彬教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论述之外了。

　　尽管如此，顾彬教授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里体现出来的独特叙事和鲜明的观点，都使他的作品显得鲜明卓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