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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不该被贬低的繁荣时期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2008-10-23 00:00于哲学网发表

 

 



     

     

     

    《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美]韩书瑞、罗友枝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8月第一版,25.00

     

      《十八世纪中国社会》(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是由两位美国女学者韩书瑞(Susan Naquin)和罗友枝(EvelynS.Rawski)合写的一部著作。这本书是由她们为《剑桥中国史》合写的一章“18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而来的。

     

      据韩书瑞回忆,她与罗友枝的交往是由美国著名汉学家魏斐德(Fred Wakeman)介绍开始的。1979年春,魏斐德来找韩书瑞,希望她与匹兹堡大学的罗友枝合写一篇关于18世纪中国社会的文章,当时双方并不认识。恰巧那年6月美国学界组织了一个明清史学者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三人都参加了。在一个月的相处中,韩书瑞觉得与罗友枝很谈得来。显然,魏斐德的眼力很准。按照韩书瑞的说法,“魏斐德让我选了一个很大的题目,最初我不太情愿,后来又觉得很不错,对我很有意义。我们看了许多资料,有英文的、中文的,也有一些日文资料,确确实实学了不少东西。按计划我们写100页就够了,结果却写了250多页”。就这样完成了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专题史著作。

     

      1920年代初的某个晚上,金陵大学校园内,一栋独门两层楼房,忙碌了一天的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开始静下心来继续构思她小说中的主人公王龙的形象。正是这本名为《大地》(The Good Earth)的小说,使她分别在19321938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的《大地》以及诸多以中国为背景的作品,是欧美人士观察中国的一扇梦幻之窗。1960年代初,美国一位中学女生成为“赛迷”,并憧憬着“一定要到教中文的一个大学”念书。她,就是今日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韩书瑞教授。

     

      韩书瑞现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系执行主任。她著述颇丰,但以前被译成中文的并不多,与她的导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每有大作即有中译本的情形迥然不同。照韩教授的解释,她的著作无人翻译的原因是其中涉及的内容“太复杂”。这一解释似乎也有些道理,比如她用力最多的对白莲教和北京寺庙的研究读起来专业性就比较强。韩书瑞教授的主要著作有《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Shantung Rebellion: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即将翻译出版)、《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年的八卦教起义》(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年)、《北京的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Peking: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等。她研究工作的特点是努力发掘不被人注意的史料,如在研究八卦教时大量使用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被清廷抓获教徒的口供材料,还在研究北京寺庙时利用了首都图书馆收藏的碑刻材料。

     

      罗友枝女士是位美籍日裔学者,196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她的研究方向是近代东亚和中国近代史,著有《中国南方的农业变化与农业经济》、《清代中国的教育与大众文化》、《晚清帝国与大众文化》(合著)等。罗友枝重视对大众史、大众文化和社会礼俗史的研究,可见她的学术旨趣与韩书瑞较为接近。

     

      韩书瑞、罗友枝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中心论点是:“18世纪在中国近代早期是最有活力的一个时期。”两位作者对众多学者不够重视中国18世纪而更为关注19世纪的历史颇不以为然,且对学者们贬低18世纪的地位,认为这是个腐败奢靡、文化停滞时期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就具体内容而言,她们认为18世纪中国社会的活力体现在向边疆地区大量移民,对外贸易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商品化、城市化以及社会和物质流动的加强有助于松动原有固定的社会地位,并使社会分层更加多元化”。另外这一时期学术上的成就为中国近代的各门学术奠定了基础,商人们的往来活动以及他们扶植培育的城市文化也有助于清帝国的统一和整合。

     

      韩书瑞、罗友枝承认,她们在研究方法上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采用了年鉴学派学者布罗代尔“长时段”的概念,将对18世纪中国社会的研究扩展到1680年至1820年之间,向前追溯至清朝的建立,向后涉及18世纪对后一世纪的影响,以见历史发展的渐进延续。而与年鉴学派有较大不同的是,她们并不忽视政治史,认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策举措对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有明显的影响。书中还运用了施坚雅(G.W.Skinner)的“大区”研究范型,将中国分为若干大区分别探究,以避免将庞大的清帝国视为一个无差别的整体。这在书中第五章“地区社会”中有明确的体现。

     

      总之,这本书是一部富有新意的概览性学术著作,其读者不限于专攻清史的专家,对一般读者也很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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