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十年来的海内外学术界，尤其是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史学和艺术史学等诸学科中，对晚明社会的研究一直是一门“显学”。许多学术著作不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但是对晚明社会消费文化的专题研究的佳作似乎不多。消费文化研究本来属于经济学范畴，后来西方的学者又将其引入社会文化史、艺术史的研究范畴。如英国的柯律格（GraigClunas）的《〈长物志〉研究:近代早期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地位》（1991）及加拿大学者卜正明（TimothyBrook）的《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1998），都是当代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名著，在国内已经有北京三联书店的中译本出版了。

巫仁恕先生是年轻的社会史学博士，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他近年所著的《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一书，从晚明社会的乘轿、服饰、旅游、家具和饮食五方面的消费研究，考察当时社会奢侈消费的观念以及形成背景。作者在本书中尝试采用西方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来重新观察晚明的士大夫的消费文化和消费趣尚。所以作者在本书中有两大主轴展开，其一是尝试把近代早期中国的消费史，放在世界史的大格局中，观察和分析晚明社会消费文化的重要性。借鉴西方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一些相关理论，为人们研究晚明社会消费史提供了新视野。其二着重研究士大夫阶层的消费文化，即用新的研究取向与解释模式，跨学科地多方位探讨晚明士大夫的消费文化的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引导消费趣尚的社会因素。

何谓“晚明”？如何界定？中外明史学和社会学的学者对此均有不同的学术见解。著名的明史学家樊树志先生的名著《晚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将晚明界定为1573年至1644年，即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但也有学者将晚明的上限定为成化、弘治以后，即嘉靖时期开始。此说可以参阅万明的《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一书（商务印书馆2005年）。而巫仁恕先生则将“晚明”的界定上限推至正统与正德年间（1436～1521），整个“晚明”时间跨度约二百余年。如果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晚明”应该可以采用一个“模糊概念”。因为社会的消费文化的变迁不可能随着朝代的更替而立即截然不同的。

什么样的人才可称为是“士大夫”（或士人）？他们的身份又将如何来界定？这在思想史、历史学、文化史和艺术史诸学科中又有不同的学术解释，概念皆不尽相同。吴鹏先生在他的艺术史博士学位论文《晚明士人生活中的书法世界》一书（2008年自印本）中，曾对“士大夫”从艺术史的角度做了一个较简明的论述:“有相当知识水平和艺术才能的人，他们不仅在于有治道与辞章的才具，还旁通艺术与赏鉴的专长，故其属性为‘文人’与‘艺人’的兼融。”巫仁恕先生在“士大夫”的界定上采用了日本社会史学者宫崎市定先生的理论:“泛指官职经历者（包括在职官员与退休乡绅）与未入仕而持有功名身份者（包括举人、监生、生员）。”这其实是一个社会史上的“士大夫”界定标准，此说放在晚明士大夫的消费文化中使用应该可以使人接受并能够理解。厘清了“晚明”和“士大夫”两个基本概念，对我们在阅读《品味奢华》一书，起着学术指南针一般的重要意义。

晚明士大夫在生活中、在消费中追求风雅情趣与奢华方式是全方位展开的，关于此方面的史料记载简直可以说是多如牛毛。研究晚明社会士大夫的消费文化，应该从哪些方面深入探讨？如何运用现有的史料与西方社会学理论相兼融？这就考验了一个研究者的综合学术素养。巫先生将自己的研究方向锁定在五个层面:乘轿文化、服饰文化、旅游文化、家具文化、饮食文化。如果要研究群体性的文化现象，就必须选择有当时社会普遍性的事物来进行，否则就不具有代表性。因为孤例和个别现象在学术上不具备说服力。

作者在本书《导论》中简要地说明了为什么要选择乘轿、服饰、旅游、家具和饮食五个方面来研究晚明社会士大夫的消费文化。以乘轿文化为例，说明政治权力的操纵与控制，会引导社会大众对物品消费的需求。以服饰消费为例，说明明中期以后平民服饰已发生变革，开始出现流行时尚，与乘轿风尚一样，都反映了相对高速的社会变动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其中还研究了时尚流行的“社会仿效”现象。以旅游文化为探讨对象，主要是想从消费的角度来比较晚明士大夫旅游与大众旅游活动之间的区别，士大夫所倡导的“品位”和大众追求的“娱乐性”之间的差异。以家具为例，观察晚明家具是如何进入商品化的过程，士大夫阶层是怎样参与明式家具的设计和提倡家具消费品位的。饮食文化方面从饮膳书籍与食谱的两条脉络，说明士大夫是如何宣扬自己的饮食品位，着重观察“文人化食谱”对清代士大夫美食文化的影响和延续性。

晚明以前奢侈消费行为大多局限于上层社会的极少数人，如达官贵族或少数农村的富豪阶层。但是晚明期间江南地区的奢侈风气却能够普及到城市的中下阶层，并且还从城镇向乡村蔓延。这是由于这一地区特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等诸因素所决定的，而且此方面的公私史料记载也极为丰富。所以巫先生本书中奢侈消费研究的地域概念，其实就是以晚明时期的江南地区（以地理概念上的太湖流域为主）为展开的。因为晚明江南地区的工商经济、国内外贸易已日趋发达，城市人口也急剧增加，农村小康家庭相对普遍，受教育与获得功名的人数远在其他地区之上，水陆交通的便捷等诸多有利因素，使得江南地区一直是晚明社会士大夫奢侈消费文化的中心。“士人滥觞，天下蹈之”，这一奇特的现象绝非是历史的偶然，恰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而其他地区奢侈消费风气的渐渐明显化起码要比江南地区晚一百年左右。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巫仁恕先生用了近三十五万字写作《品味奢华》一书，究竟要想表达自己什么样的学术理念呢？作者在本书的《结论》中告诉了我们他写作的目的:从消费看晚明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晚明流行时尚与社会仿效的作用；晚明社会变动与“士商竞合”的关系；研究晚明士大夫的消费文化与身份认同；探讨“消费”观在中国史上的定位。在近十年有关晚明研究的学术著作中，上述观点无疑是具有“大历史”的前瞻性，有一种从古代历史中读出当代意义的冲动。而且也回击了当代的一些西方社会学学者对中国消费经济和消费文化结构的许多误解。但是本书似乎还应该有许多可以研究的士大夫奢华消费方式，比如在艺术品鉴藏方面的奢华消费，它包括了艺术资助、收藏和交易等。这其实是晚明士大夫文化生活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消费方式。另外还有在私人园林构建和士大夫私家戏班等方面的奢华消费，均非常值得我们从文化史或社会学的角度去深入地研究。

玩物以见志。在晚明年间恶劣的政治大环境中，许多在仕途上失意的士大夫们，在追求奢华的文化消费之中，或许能够寻找到几分心灵上的抚慰。他们将一腔安邦定国的热血，换成了对奢华生活的刻骨迷恋和风雅品位。我们在感谢他们为后人留下无数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对他们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后人无权去苛责他们———因为脱离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就无法理解历史现象。